在整個文臣群體一波又一波的無情攻勢之下，萬曆皇帝退了一步又被迫退了一大步，經受著難以忍受的委屈，先是在重重壓力之下於萬曆二十九年立了太子，然後又是福王就藩的問題，這事情已經拖了十多年了。
萬曆與鄭貴妃越不願意讓福王就藩，群臣給他們施加的壓力就越大，甚至跟柳鵬用《登州淪亡痛史》的手段差不多，這些年為了國本案而泡製出來的揭貼與政治流言也不止一二起了，從萬曆二十九年一直拖到今年，眼見終於拖不住了，萬曆與鄭貴妃不得不正式考慮福王就藩河南的問題。
越是如此，萬曆皇帝就越發覺得委屈了這個兒子，而鄭貴妃既然爭不到一個母儀天下，也不能為愛子爭到一個太子，隻能盡力彌補自己最疼愛的愛子，因此她一開價就是四萬頃莊田。
這個數字實在太過驚人了，雖然四萬頃地看起來不大，但用一個最簡單的對比來可以知道這個數字是多少過份，一個平方公裏的土地隻不過是十五頃地，換句話說，四萬頃莊田等於是接近三千平方公裏的田地，明朝一個大府所有的田地也不過是四萬頃而已，而整個黃縣在籍的田地也不過是四千頃而已。
而且這四萬頃地還不能是什麼荒山野嶺，即使不是良田，也得是中等田地，即使是荒山野嶺，以後福王府也有辦法置換成良田，偏偏到了晚明，王府勳貴已經將天下間的田地山蕩都占得幹幹淨淨，連插根針的地方找不到，新起的勳貴要弄到足夠的田地首先就隻對對舊勳貴下重手強搶田地了。
在這種情況下，大明朝自然不可能拿出四萬頃地交給福王就藩，群臣反複力爭，口水都快把萬曆皇帝淹沒了，隻是筆墨官司還在繼續打著，但是就連明眼人都明眼看得出來，四萬頃隻是虛晃一槍，最後皇帝與鄭貴妃多多少少要讓步一些，但不管最後讓步到什麼程度，都隻能得到河南之外再打主意。
河南就藩的親王最多，現在就藩河南的藩王就已經有六位之多，而且大明朝一貫的宗室政策就是“多生孩子少養豬”，兒子孫子生得越多，占的便宜就越大，河南的周王爺就是全天下最會生的一家王府，占天家的便宜也最多。
萬曆初年周王府就有“郡王四十六位，鎮、輔、奉國將軍一千四百四十九位，中尉兩千五百五十九位，郡縣主君一千二百六十位，庶人十五名”，宗室人口共有五千二百三十五百名，以致本朝申時行就感歎過“今天下宗室之多，無過周府”。
而這麼多宗室人口帶來的財政壓力更是大到嚇人的地步，嘉靖四十一年就說“河南存留米八十萬三千石，而祿米一百九十萬石”，即使整個河南的存留米都發給各王府，照樣不到祿米額數的一半，何況“官吏傣廩，軍士月糧，皆取給其中”，而河南既然交不出足夠的祿米，那周王府和各家王府就可以自行出手，時人都說“中州地半入藩府”、“ 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
既然半個河南已經是周王府和其它王府的莊田，萬曆皇帝與鄭貴妃除了考慮強奪民地之外，隻能把主意打到河南之外的其它地方，鄭貴妃與萬曆皇帝私下的意思就是在河南搜刮出一兩萬頃地之外，而剩下的份額就交給了湖廣與山東兩省分攤。
田立義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升了一個有名無實的都知監帶銜太監，就是宮裏京裏都希望他能在山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鄭貴妃也對新任的田太監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從山東刮出幾千上萬頃良田來。
說到這，柳鵬就說道：“姚姐姐倒對我們龍口挺客氣，他說了，我們龍口這邊原來是涇王府的莊田，他問我們該怎麼處理？”
姚卓這個人情賣得夠大了，因此柳鵬說話的語氣也是顯得有些感動，龍口這邊原本是涇王府這邊的牧場，而這次要為福王要在山東搜刮出幾千上萬頃田地，首先就是考慮涇王府的國除遺地。
涇王府是個搜刮民間田地的行家裏手，他在世的時候不知道搜刮了多少莊田，死後光在沂州退還的民田就有兩千多頃，即使國除數十年，仍然留有國除遺地一千二百八十一頃，隻是即使拿涇王府的遺地湊數，仍然還好幾千頃無法著落，隻能準備強征民地，因此這段時間田立義與姚卓就在這個問題與山東地方上不斷扯皮。
“劃到福王府恐怕不是什麼好事吧？”江浩天當即就問道：“王府對待佃戶，可比本地的地主要嚴酷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