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為羊
戰國時代，惠施一派的辯者提出了許多既違反常識又違反邏輯的詭辯命題，“犬可以為羊”就是其中的一個。狗怎麼可以是羊呢？這些辯者沒有留下什麼具體論證的資料，邏輯史家根據惠施一派的“合同異”的思想，推測他們的論證很可能是這樣的：
羊是動物，犬是動物，所以，犬是羊。
如果這個推測不錯，則上述論證是應用了一個三段論推理，然而它違反了三段論“中項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的規則，犯了“中項一次也不周延”的錯誤。所謂周延，是指判斷本身直接或間接地對其主項（或謂項）的全部外延作了斷定時，就稱這個判斷的主項（或謂項）是周延的，反之不周延。上麵例子中的中項“動物”作為兩個肯定前提的謂項，都是不周延的，即大前提並未斷定羊是動物的全部，小前提也未斷定犬是動物的全部，這樣，中項“動物”就失去了聯結大項“羊”和小項“犬”的橋梁作用，因而推不出“犬是羊”的結論。
如果從辯證邏輯的角度看，上麵的論證犯了“用一般代替個別”的錯誤，因為“動物”是一般，羊和犬是個別，羊和犬除了共同具有動物的屬性外，還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上述論證隻片麵強調羊和犬的共性，抹煞了二者之間相互區別的個性，由此得出“犬是羊”的詭辯結論。
詭辯論者在議論中常犯這種錯誤，例如：魯迅在《論辯的魂靈》一文中，揭露了反動派這樣的詭辯：甲生瘡，你也生瘡，所以你和甲一樣；賣國賊是說誑的，你也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
例中兩個三段論的中項分別是“生瘡”和“說誑的”，作為肯定判斷的謂項是不周延的，所以，都犯了“中項一次也不周延”的詭辯錯誤。
晉明帝論距離
《晉書》記載了晉明帝小時候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隻有幾歲的晉明帝在元帝身邊玩耍，正巧碰上從長安來的使臣，元帝問他：“你說太陽和長安哪個離你近？”明帝答：“長安近，因為沒有聽說過有人從太陽那裏來。”
元帝聽了很高興，想把兒子當眾誇讚一番。第二天便當著許多大臣的麵又問他：“你說太陽和長安哪個離你近？”“太陽離我近。”這個孩子竟改變了答案。元帝感到很驚奇，便問他說：“你為什麼和昨天說的不一樣呢？”明帝答：“為什麼說太陽離我近呢？因為我抬頭能望見太陽，而望不見長安啊！”
“日遠長安近”與“日近長安遠”，這是兩個具有相反關係的判斷，不能同真必有一假，隻有幾歲的晉明帝卻想證明它們都真，可謂是個小小的詭辯家。其實，他的兩個論證都是錯誤的。當他論證“日遠長安近”時，理由是“我沒有聽說有人從太陽那裏來”，這個理由和“日遠長安近”聯在一起，構成了一個省略三段論，把省略掉的大前提恢複出來就是：“凡是沒有聽說有人從那裏來的地方，都比聽說有人從那裏來的地方離我遠。”用這個大前提作為衡量事物離我們遠近的標準，是不能成立的，犯了大前提虛假的錯誤（盡管結論是真實的）。當時晉朝以建業（現在的南京）為首都，如果使用上述標準，那麼在建業聽說有人從長安（現在的西安）來，沒有聽說有人從洛陽來，就能證明洛陽距建業比長安距建業遠嗎？
當晉明帝論證“日近長安遠”時，理由是“我抬頭能望見太陽，卻望不見長安”，這個理由和“日近長安遠”連在一起，也構成了一個省略三段論，把省略掉的大前提恢複出來就是：“凡是我能看見的東西，都比看不見的東西離我近。”用這個大前提作為衡量事物離我們遠近的標準，也是不能成立的，同樣是犯了大前提虛假的錯誤。古人雲：“目能視千裏，而不能自見其眉。”如果使用上麵的標準，就會得出十分荒謬的結論：眉毛離我們比能望見的太陽還要遠。
詭辯論者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論證問題時，帶有極大的主觀任意性，他們不顧實際情況，隻是隨意地提出一種論據為某一觀點作辯護，或者提出另一種論據證明相反的觀點是正確的。
頭長角
我們都知道，隻有羊、牛、鹿之類的動物頭上才會長角，但是古希臘的詭辯家們卻推斷出：人的頭上也能長出角來。
歐幾裏得憑著能說會道，在大公那裏當了謀士。有一天，他對同事說：“你沒有失掉的東西，你就擁有這件東西，對嗎？”他的同事不假思索地說：“當然對呀。”“好極了，現在你沒有失掉頭上的角，那麼你頭上就有角了。”“你胡說！”同事急了，“我頭上怎麼會有角呢！”歐幾裏得得意地說：“我是從你讚成的前提中得出的，哈哈哈！”“你在侮辱我！”同事生氣了。於是兩人爭吵起來，一直吵到大公那裏。大公問明情況後，明白了其中的原委，想了一想，對歐幾裏得說：“在我的城堡裏，你沒有失掉坐牢的權利，所以，你就有坐牢的權利，現在讓你享受一下坐牢的權利吧！”說完，就令人將歐幾裏得關了起來。歐幾裏得無話可說，坐了三天三夜的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