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個性使然，戴高樂越來越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性格。他處處標新立異，與眾不同。他總是喜歡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不願遵守軍隊的規紀。他的固執，接二連三地給他製造了許多麻煩。一次，戴高樂公開違抗命令，擅自決定急行軍，當晚返回營地。但軍人違抗軍紀是嚴重的錯誤行為，重者可能要被關兩個星期的禁閉。但由於報告到了貝當手裏，他則對自己的部下大事化小，網開一麵，戴高樂竟然毫發無損。由於戴高樂的部隊所在地氣候寒冷，訓練嚴格，所以，一些有後門、有靠山的士兵總是想方設法調離這裏。有一個新兵通過國會議員辦理了調轉關係，結果被戴高樂送進了禁閉室。議員到陸軍部告了戴高樂一狀。戴高樂又一次拒不執行命令，按規定他可能要被關上60天的禁閉。他和部長們的關係因此鬧得很僵。戴高樂又搬出了自己的“後台老板”，貝當再次出麵，戴高樂才被免於追究。他的執著、自信經常給他帶來麻煩，而他的忘年交貝當則屢屢出麵，為他消災彌難。因此，可以說是在貝當的保護下，戴高樂的性格棱角才沒有被社會、生活所磨平。
由於自信，難免固執偏激，戴高樂的人際關係很差，他在部隊的生活一直都不太得意。但盡管貝當對於戴高樂怎樣賞識，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們之間還是存在巨大分歧的。當戴高樂出版了《建立職業軍》時，他和貝當的關係徹底決裂。戴高樂是有正義感的人，也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但在重大問題上，他能夠堅持自己的觀點和主張，決不作任何讓步。在許多情況下，戴高樂對正義和真理的追求是執著的，而且總能表現出不畏強權的性格。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的野心逐步暴露，戴高樂警告法國人，要做好應付遭到突然襲擊的準備。尤其是《慕尼黑協議》簽字後，貝當成為“綏靖政策”的支持者。這種政治觀念上的對立，使得戴高樂與他曾經崇拜過的、給予他許多幫助的貝當徹底決裂。在關乎國家、民族命運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戴高樂的執著、堅忍是有道理、有意義的，也是他對正義事業充滿自信的表現。
1940年5月，納粹德國對法國發動了精心準備的“閃電戰”。當此危機關頭，戴高樂被任命為國防部次長。但此時的法國已成為一輛不堪收拾的破車，他的周圍彌漫著失敗主義的情緒，許多政界要員向法西斯投降。戴高樂清楚地感覺到要想拯救法國，光憑現在的政府和現在的軍隊是毫無希望的。於是，他決定籌建一個打敗法西斯的政府。
這個政府，戴高爾暫時決定設立在倫敦。他必須首先征得丘吉爾首相的支持。幾次接觸後，丘吉爾意識到，戴高樂才是法國將來的領導人，隻有他能夠拯救法蘭西。
他所擁有的最大的本錢沒有丟掉，這就是他的意誌和品格。他選擇了英國作為他繼續戰鬥的基地，而丘吉爾為他抗戰到底的決心所動，願意為他繼續戰鬥提供一個基地。他組建的“自由法國”開始戰鬥了。
“自由法國”建立以後，本應得到流亡海外的法國人的支持，可是事與願違，許多人不支持戴高樂，使征得自己同胞支持的計劃和希望落空。除了英國之外，另一個西方大國美國也對戴高樂幾乎是冷眼相看。在戴高樂堅持抗戰的4年裏，美國總統羅斯福竟然沒有一次會見支持戴高樂的法國人。他甚至對戴高樂表示懷疑和敵視。鑒於他的力小位卑，他的活動沒有多大效果。戴高樂孤軍奮戰，不僅要和重重意想不到的困難作鬥爭，還要和各種歧視、冷漠、不信任、懷疑作鬥爭。但是戴高樂沒有動搖和屈服，他堅信，有著光榮傳統的法國人民不會屈服。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中，戴高樂百折不撓的信心支撐著他的信念。他的自信和遠見，讓他決定重建一支軍隊，用軍隊的力量取代賣國的傀儡政府，擔當起領導法國人民抗戰的重任。
即使有怎樣高明的打算和想法，由於戴高樂在英國屬於寄人籬下，必須接受英國統帥部的指令。為了自己的事業獨立發展，戴高樂選擇了法國的非洲殖民地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據地。1940年10月，戴高樂在布拉柴維爾打出了新政權的招牌，發表了著名的《布拉柴維爾宣言》，徹底否定了維希政權的合法性。第二年9月，戴高樂宣布成立“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一個成型的政府組織起來了。
盡管他一無所有，但他不乏錚錚鐵骨和超人的自信。他要在世界上樹立自己的形象，但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虛榮心，不是為了個人的顯達，而是為了整個法蘭西民族。在這樣的前提下，戴高樂的形象和地位是與法蘭西民族的地位和形象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戴高樂天生固執自信，在他的身上，既有目空一切的氣度，也有作為政治活動家的靈活性和非凡的品質，這一點在戴高樂的身上有著很好的體現。
但凡是涉及到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問題時，在這一點上，他從來不和任何人有妥協的餘地，他需要英國的支持，但決不願以法國的主權為犧牲的代價，即使在實力單薄的情況之下，他麵對著強有力的對手，依然是有理有節，寸步不讓。戴高樂視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行為，永遠值得後人的敬重。
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及其所領導的抵抗運動一直在困難的條件下，在一種夾縫中生存。但戴高樂始終以一種針鋒相對、寸步不讓的態度，同英美兩個西方大國周旋，頂著壓力，以不犧牲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前提，為了爭取民族鬥爭的勝利，戴高樂身先士卒，和他的戰友們一起，頂著來各自方麵的壓力，為法蘭西的民族解放運動做出不朽的業績。由於各個黨派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戴高樂被迫離開了他奮鬥多年的事業。但他的性格決定了他不會真正地息影泉林，歸隱田園，他時刻都在密切地關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發展和變化，終於，在他沉默政治13年之後，由於國內政治一片混亂，國家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局麵，戴高樂臨危赴難，於1958年底，再次出任法國總統。在西方陣營中，二戰後美國的霸主地位已經確立，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聽命於美國，而戴高樂卻公開對美國說“不”。這就是戴高樂的性格。在對外關係上，無論戰時，還是和平年代，戴高樂一貫奉行獨立的政策，這也是他個性的真實寫照。戴高樂重新出山後，為民族獨立、爭取法國的偉大和大國地位，表現得依然固執與頑強，顯示了法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特色。他在國際複雜多變的局勢中，沉著冷靜，采取了聯蘇抗美，在外交上做出令世界震驚的舉措。如，1963年，法國正式拒絕在蘇美兩個超級大國控製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上簽字，堅持自己獨立的核力量；1964年，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66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67年，撤除美國在法國的駐軍和軍事基地，戴高爾在處理國際事務問題時，極少主張維護正義，他多次抨擊蘇美兩個大國的霸權主義，並且對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嚴正的批評，這些作法都是與西方超級大國的“要求”背道而馳的，也令它們惱怒萬分。在西方陣營中，隻有戴高樂才能做得出這種事，因為隻有戴高樂具有這樣的性格。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戴高樂永遠是一個另類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