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終於笑了起來，我邊笑邊吞著酒，鼻孔和嘴一起反酒時我仍在笑，似乎我已經控製不了它們，更控製不了我自己。
“四萬，這個不是玩笑。”我抹著嘴，自言自語說。
黃總的事情解決的很快，我領了幾個小子到那家，什麼沒提什麼沒碰，進門我隻說了一句話，“天天在這吃在這住，就當自己家一樣。”
這種事上不到法庭，民事糾紛裏不看過程隻看結果，換句話說，如果別人給了我一拳頭，我隻能帶著拳頭印去報案。如果我還回去兩拳頭，那麼被告的便會是我。這是和平區的兩位法律顧問教給我的事，所以我們不砸不搶，隻是舒坦的過自己的日子--同樣，也禍害著別人的日子。
社會果然是最好的學校，有時我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和從哪裏學懂這些。有了理由不一定甚至不可能要回自己的結果，或許每個人一輩子能學到的最徹底的道理便有這一條。
期間我替那幾個小子跑了幾趟派出所和見了幾個對頭找來的所謂的道上的人，拖拖拉拉磨蹭了幾天，四萬多便輕飄飄的落在了我的手裏。多的零頭是我去幾趟派出所的代價。事情就是這樣，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和能夠跑這幾趟，其中一次我離開的時候清楚的聽到裏麵的人誇我是地賴。一個人可以有幾個身份？而我擅長的又有幾個？
唯一可笑的是，我提到自己與對頭找來那些人見麵的時候，黃總根本沒心思聽，這筆錢他也根本沒心思出。
拿到錢後，我們立即在九千九最低消費的VIP包房裏吃著雞頭偷著帶進來的幾塊錢一斤的海蠣子，那些鮑魚海膽被李桐帶來的小博美糟蹋著，狗同樣是偷著帶進來的。我一直認為就應該這樣活著，無論我們的生活如何，隻要我們的快樂是樸素的，我們就是幸福的。
那天我帶小腰去見了父母，理由並不是我希望他們見麵，而是我想找個借口也帶著父母當一天被眼紅的人。因為我沒有信心每天都讓他們同樣開心。
父母對小腰的印象很好，可是，他們隻選了一家路邊的小吃部，母親在小腰點完菜後隻要了兩碟兩塊錢的小菜，口口聲聲說肉和海鮮少吃點對身體好。我一輩子都會記得那天，他們在兒子花掉九千九吃飯後點的嗆土豆絲和麻辣花生米。它們和他們讓我那天很幸福，幸福到我不停給每個人打電話，告訴他們我和我爸媽在飯店吃著什麼，也不想理會他們到底聽出了什麼。當小腰在結束時怪我不點好菜給父母時我同樣沒有解釋，男人和女人孝順父母的方式不同，接受與給予，前者讓父母安心，後者讓父母開心。我這種男人，很多時候隻希望身邊的人安心。
我分不清這到底是可敬還是可悲。
第二天在和平區每個人都罵我摳門，隻有汪洋沒有。我從來沒有聽他提過他的父母，汪洋當時翻出一遝一家高檔洗浴的門票想給我，但猶豫了很久又收了回去。他讓我每個月給家裏送點油和米，從和平區的廚房拿，看著他裝作不經意的模樣，我突然有些可憐他。
話聊起來，我順便把青眼的事情說了一遍。汪洋琢磨了一陣子也沒有正麵回答，隻告訴我敲玉發家那夥計的小舅子也學著別人幹返程車隊，還在市裏開一口氣兌了幾家小煙店。我不由覺得好笑，每個人都以為邊境城市的走私煙錢好賺，又有幾個人知道煙店賺錢賺的不是這些，而是回收高檔煙酒抽利潤。
汪洋點了路，我動手方便了很多。道上有個詞叫“炸彈”。我很欣賞這個詞，形容的夠貼切。不過炸彈很少被我們用，一些檢查機關為了查處黑車黑煙，都會找一些人去牽線花錢引出賣主，這些替別人惹禍的哥們就被叫做炸彈。
當然，這與所謂的臥底不同，炸彈們都是在“主子”不方便直接翻臉的情況下才出現的，最終結果不外乎在主子心滿意足收完罰款後領一點好處而已。自然，好處不是那麼舒服到手的，這社會上本來就沒有舒服的事。過後炸彈們被報複所吃的虧隻有自己硬抗著，往往比那些賞頭要狠的多。
炸彈我不愁沒地方找，每個城市都有一些類似和平區的地方，小痞子老油條聚在一起，想出風頭靠大哥的，想找空子賺點找樂子的本錢的人多的是。每天都有幾個人輪番替我演炸彈牽車牽煙，我要做的就是笑嘻嘻的領著製服們一本正經的去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