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叫我趙大力，其實我叫趙力，他們指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包括我媽，雖然趙力的名字是她取得。
據說早在十三年前戶口登記的時候就有了繁體字不得入內這一說法，於是兜裏成天揣著粉筆頭的李三自作主張把我的名字登記成趙大力，李三這種邏輯他該叫李一一一，不過李三是負責村東頭那塊小黑板的，從那以後我媽也喊我趙大力。
我十三歲時正在山崖讀初一，這個地點確實真實存在。王玉當時二十三歲，是我們班主任，教我們英語。從我們村到山崖有十多裏路，所以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學就和吃飯拉尿一樣少不了。
我考的雙百分，在當時那是一個神奇的數字，所以我媽給我買了一輛嶄新的自行車，在太陽當空照的日子裏閃瞎了無數二手車手們的狗眼。當然東東和二娃的騎的車隻能是家裏退下來的舊貨，誰讓他們倆加起來考了才一百分。如果二蛙考上大學的話，他應該會驚喜的發現原來他初中時候騎得那個用腳刹車的舊貨被追捧的稱為死飛。
不過讓我鬱悶不已的是我的新車總是掉鏈子，掉的那麼那麼深，那麼認真。每次走完那條橫穿莊稼地的土路，我的手總會像戴了一副被理發店朱四他老婆用過的手套一樣,據說她們家祖訓就是專注焗油三十年。
其實我挺喜歡去朱四那邊理發，因為當年每次理發我都會說：都剪得一樣長短，最好和沒剪過一樣。
其他理發師都會不耐煩的說：和沒剪過一樣，那還理什麼發。每當這時候我總會想說：老子怎麼知道理什麼發。可是那個理發師與冬瓜的故事，讓我顫懼不已。
想象一下十年前一個敏感的土鱉，對於自己外貌極其在意，異常怕出現理發三天醜的局麵，又不好意思說出來，隻好通過和另一個土鱉理發師交流一下，盡力去維持最起碼不要比現在差的底線。而理發師的那個土鱉明顯是一個麻木的土鱉。
我一直渴望碰到個和我一樣的土鱉，終於朱四出現了，他給了我不一樣的答案：是不是要讓別人覺得你理過發了，但又看不出你理發了。
要的就是這種效果。
因此，第二天上學前我特意早起半個小時，燒了壺水洗了頭。
那段土路占整個路程的三分之二，每次快到了土路的盡頭我的新車總會再掉一次鏈子，然後我就推著它飛快的跑到水泥路上，之所以沒用柏油馬路這種詩意的字眼，是因為這是一篇鄉土文學小說。
在路上等著東東和二蛙，他們快過來時我立馬上車，然後他倆相視一笑，一人一隻手，像電視上演的武俠片裏運功療傷一般，一人推我一邊肩膀，然後三個剛開始放開生長速度的小夥，嗷嗷的向前方衝去。每次嗷嗷的最響亮的總是我，因為我也想顯得我很出力的樣子。
我們也會做一些難度低但危險係數較高的動作，每次看見有拉磚的拖拉機，我們總會調整姿勢，向它靠攏，然後右邊的二蛙抓住拖拉機的車鬥，我抓住二蛙肩膀，東東抓住我肩膀，然後我們三個就像拴在車鬥上的串起來的螞蚱一樣，省力而又得瑟的隨著拖拉機一起“突突”。這時候拖拉機司機是不敢使壞的，因為我們隨時可以在車上抽出一塊磚頭。
每天早上六點就要開始上早讀，我一輩子早起額度都花給初中那三年了。到了學校，停好車，如果今天值日的是我的對頭王猛的話，我肯定會一腳把頭上排得整齊的自行車踹倒，然後看著遠處依次倒下的自行車怡然自得。東東雖然長得比我多點肉，可是每次他做這種事情的時候就不如我，他在一班，二蛙在八班，我在三班。王玉是三班班主任，教三班四班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