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略微停頓了一下，顧璘側過身子，伸出右手的中指，在幾案上寫了一個“親”字，接著又寫了一個“賢”字，然後抬起頭，對正凝神看著自己的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說：“益藩雖在藩籬宗親之中得至近至親之利，但他畢竟不是太子，當今皇上受命於天已曆二十四年，那些勳貴重臣也斷無膽量偽造正德先帝遺詔。如此說來，他所持之者，不過是一個‘親’字，我輩可揭出一個‘賢’字來破他！”
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喃喃地說：“‘賢’字？”
“是！”顧璘說：“克成靖難之大業，乃至再造中興之宏圖，首重立賢君清平治世。若益藩尚稱賢明，我輩士子自然該當奉之為九州萬民之主，但他若是不賢不明，甚或昏庸無能，莫非還要非立他不可嗎？”
說到這裏，顧璘有意停頓了一下，似乎想讓兩位青年士子仔細品味自己話裏的深意，然後才緩緩地說：“你二人來南都已有一段時日了，就依你等所見所聞，監國益王的所作所為，可稱得上一個‘賢’字嗎？”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僅以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來南都這幾個月的所見所聞，就聽說了監國益王朱厚燁的諸多劣跡，關於他在藩邸之時不學無術、不孝敬父王母妃、虐待王府屬官等等的傳言頗多，即便都不足為信，但他被擁立為監國之後，也有很多失德亂政的所作所為，比如他繞過禮部有司，指派內監強搶民女充掖宮闈，以至於淫死童女一事已令人發指；更不用說還在江南諸府加征所謂的“靖餉”，敲骨吸髓以盤剝百姓。如此荒淫無道之人，從任何角度來說，都絕對與一個有道賢君沾不上邊。
但是，就以這個理由來“舍親立疏”未免也難以服眾——旁的不說，顧璘所擁立的遼王朱憲是什麼玩意兒，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心知肚明，此人平庸怯懦，才資平平，更貪婪好貨，荒淫酒色，比之益王也不見得能好到那裏去！
而且，遼王朱憲還有一個難以讓人苟同的毛病：他與從前的嘉靖皇帝一樣，崇信道教，迷戀方術，曾被敕封為“清微忠教真人”。以前如此，還可以為他辯解是為了逢迎君父而上行下效，但嘉靖皇帝已於前年幡然醒悟，斥退了進獻方術的雜毛老道，並停止了一切修道齋祀活動，他卻還是我行我素，終日跟一幫淄衣羽冠之流混跡一處，不是建醮作法，就是立鼎煉丹，將荊州一府搞得烏煙瘴氣，令那些受教於孔孟、獨尊儒術的官紳士子提及此事便痛心疾首。
因此，若是吹毛求疵起來，遼王與益王也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差，又何嚐是一個賢明之人？甚或可以說，將普天之下數以萬計的藩王宗親拉到一起遴選，隻怕也很難找到一個既賢且明之人，可將靖難大業和大明中興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不過，既然擁戴誰來主持南都大局，關係著靖難大業乃至大明中興的前途命運，那麼退而求其次，或者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也不失為一個法子……
可是，雖說益王有這樣那樣的失德亂政之處，但畢竟占了至親之利，而“少不越長，疏不間親”是倫常準則，是祖宗成法，在道義上已占盡上風，區區“不賢”的理由，隻怕很難得到南都那些官員士子的讚同——要知道，他們既然能因為新政違背了固有的祖製便對抗朝廷，可見都是堅守祖宗家法、墨守成規的衛道士，在立君立儲這樣的大事上，肯定也會要求不折不扣地按祖宗家法辦事，讓他們接受“立君以親”的主張，何其之難……
再者，益王此刻已被擁立為監國，執掌南都大政，君臣名份已呼之欲出，要想改變這種既成事實，又何其之難！莫非真要憑借著顧璘帶來的湖廣各軍鎮府兵和所借到的南蠻異族土司家兵，在太祖陵寢之地鬧出一場全武行，將剛剛平靜下來的南都再掀起一場血雨腥風嗎？真要那樣的話，南都的百姓要再一次慘遭兵亂是自不待言之事，而且，江南的文武官員、士子儒生勢必會因立“益”和立“遼”而分裂，陷入激烈的爭執之中，無論立誰，都會使另一方心懷驚懼，難以自安，別說是和衷共濟，戮力同心克成靖難大業，能否守住江南半壁江山都很難說……
見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尚在猶豫，顧璘又說：“老夫本一病廢之人，隻配待罪山林，南都無論立哪位藩王主持大局，是‘親而庸’之益藩，抑或‘疏而賢’之遼藩，都非是我所能幹預之事。但你們也知道，當今那位皇上違逆祖製悖行新政，將全天下的讀書人全都得罪了。時人因其龍興之地在湖廣安陸，多有楚狂人之譏。這固然是他**士人、詆毀孔孟聖賢之道所該有的報應，卻實乃湖廣一省之大不幸。老夫雖非楚人，但曾撫楚多年，聞之也不勝憤慨之至。是故除了願毀家襄助靖難大業之外，更惟願我楚地能出一位膺天命、循祖製、撫士人、安黎庶的真命天子，以匡正人心，矯正視聽，更為我楚地百萬民眾謀一份福利。子美、太嶽，你二人為湖廣一省青年士子中一時翹楚之人物，當為家鄉百姓盡一份綿薄之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