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聯名發表《告十九路軍全體官兵同誌書》：
“日本帝國主義的獸行鬼態，在我麵前已盡量暴露，奪我東三省，占我錦州，襲我熱河，擾亂我平津、漢口、廣州、福州，最近更在上海派來炮艦多隻，封鎖我海口，震動我京畿，殺人放火，燒我三友實業社，殺我警察，四顧神州，版圖變色，皇皇五千餘年之華胄，將淪為奴隸牛馬萬卻不複之慘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誰能救我！？……此次為振醒世界之視聽，複活我們受辱的偉大民族之魂魄，保種保國，以死以主，自最高級官長以至夥夫，要須具有十二萬分最後之決心與平素革命之勇氣，不抵抗無以為人，不抵抗無以救國。認清楚此次與暴日拚命，泅非尋常之作戰可比，意義豐富，價值無上。拋擲一頭顱，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揮灑一點血，即挽回一分國運……我們負京滬淞滬守土之責，決不叫仇日來損我們一草一木！決定死守！……我們不要感覺我們物質敵不過人，我們要以偉大犧牲的精神來戰勝一切，我們必定能操勝算我們必定能救中國。”
嗣後，蔣、蔡、戴又聯名發表《告淞滬民眾書》，概述了“九·一八”以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並派遣大批軍艦來滬作發動戰爭的準備情況，決心“寧為玉碎而榮死，不為瓦全而偷生。本總指揮、軍長、司令願與我親愛的淞滬同胞，攜手努力，維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後有秩序之決鬥。絕不使日兵在中國土地及淞滬萬國俱瞻的範圍，擾及我安居，損及我一草一木。否則，軍人殉國本分內事，此物此誌，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
同時提出了軍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項措施。
這樣，第19路軍基本上完成了抵禦日軍進攻的思想準備和作戰部署。
就在日軍加緊增兵作進攻準備、第19路軍積極動員並部署軍隊作抗戰準備之際，改組不久的南京國民政府卻致力於“避免衝突”。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長孫科在與汪精衛、蔣介石“詳商”後，急電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隻有采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說，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同日，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亦致電吳鐵城，重申“滬市為我經濟中心，總以和平應付、避免衝突為是”。
在日本的侵略迫在眉睫的情況下，雖然下野但仍握軍政大權的蔣介石和新近上台掌握國民黨黨權的汪精衛都主張“避免衝突”。而億萬中國人民和上海各愛國階層堅決要求抗日，第19路軍也堅決主張抗戰。孫科難於應付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麵，於1月25日辭職，由汪精衛接任行政院長。
1月24日，蔣介石指使何應欽、張靜江勸說第19路軍軍長蔡廷鍇。何應欽指出：“現在國力未充，百般均無準備，日敵雖有壓迫，政府均擬以外交途徑解決。上海敵方無理要求，要十九路軍撤退三十公裏，政府本應拒絕，但為保存國力起見，不得已忍辱負重，擬令本軍於最短期間撤防南翔以西地區，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張靜江也進行勸說：“第19路軍素來軍紀嚴明，革命戰爭有功。上海日軍處處挑釁，如果不善於應付，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望你體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澈退到後方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衝突。上海華洋雜處，如果戰端一開，損失極大。倘能撤退，我可報告蔣總司令。”
蔡廷揩對於他們的勸說，當即予以嚴正拒絕：“上海是我國領土，第十九路軍是中國軍隊，有權駐兵上海，與日本帝國主義毫無關係，萬一日軍膽敢來犯，我軍守土有責，決定迎頭痛擊。”
為將第19路軍撤離上海，國民政府決定以憲兵團接替其防務，“俾非戰鬥之憲兵團緩衝期間，可保中日兩軍不發生衝突。”
1月27日，蔣、汪飭令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電令憲兵司令穀正倫、京滬衛戍司令長官陳銘樞、漱滬警備司令戴就：“茲為力圖避免彼我雙方軍隊發生衝突起見，著派憲兵一團，即刻開往上海閘北一帶，接替防務。歸淞滬警備司令戴戟指揮。以資緩衝。”
27日晚，何應欽、朱培德又3次急電第19路軍：“著該軍忍辱求全，避免衝突，萬勿妄動，以免妨礙國防大計。”憲兵司令穀正倫接奉電今後，立即派憲兵第6團於1月28日趕到上海閘北接替第19路軍第78師翁照垣旅之防務，但未待防務交接完畢，日軍即於是晚發動事變，第19路軍奮起抗擊，淞滬抗戰開始。“處此情形，原欲接替第十九路軍維持閘北治安之憲兵第6團，被環境所逼，不得不變為第十九路軍之援軍，以抵抗日本之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