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軍血戰淞滬，享譽華夏，但是由於中日簽訂了停戰協定，隻好於1932年5月調離上海，到福建繼續參加剿共內戰。
6月，為了安撫十九路軍官兵的情緒，任命蔣光鼐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蔡廷鍇接任十九路軍總指揮兼十九軍軍長，率部入閩。蔣介石的目的也是讓十九路軍以強大兵力統一福建。當時福建的形勢四分五裂，省主席方聲濤對地方政治毫不關切，是一個典型官僚。隻知道橫征暴斂，當時的苛捐雜稅達二百多種，宗族派係間的械鬥迄無寧日，造成民不聊生的景象。在軍隊方麵，福建全省沒有蔣介石嫡係軍隊，大都是地方土著及雜牌部隊割據稱雄。以建甌為中心的劉和鼎所部五十六師，割據閩北地區；以邵武為中心的周誌群獨立旅，割據閩西北地區；以仙遊為中心的陳國輝獨立旅，割據閩東南地區；以漳州為中心的張貞部四十九師，割據閩西南地區；以尤溪為中心的盧興邦部新編第二師，割據閩中地區；以福安為中心的獨立旅，割據閩東北地區。其中以陳國輝部號稱六個團，軍紀最壞，跋扈橫行，擄人勒索，無惡不作。盧興邦（閩北王）盤踞尤溪、永安、大田多年，自設兵工廠，設卡抽稅，該部有多少人槍無從知悉，是匪是兵也無所區別。
蔣光鼐早已厭倦勞民傷財的內戰，從抗日戰場下來，便回到家鄉決心不問政事。蔡廷鍇獨率大軍入閩，諸事不便，於是親自到蔣家勸他出山理政。以團體前途相勸，再以去就相挾，終於使蔣光鼐放棄了隱居的想法，與蔡廷鍇一道返回福建。
蔣光鼐就職以後，著手整頓閩省防務，安定防區秩序。首先在閩西對紅軍采取守勢，並調回留置廣東的十九路軍補充旅數千人到福州，歸綏靖公署直轄，以鞏固閩東防務。然後把閩東南泉州至福州地區作為十九路軍的後方基地。為了打開局麵，用無力解決了橫行於大田、仙遊等地的省防軍陳國輝旅，並將陳國輝處決，使民心大快，安定了地方。
10月，國民政府授予蔣光鼐青天白日勳章。
1933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省主席，升任蔡廷鍇為綏靖公署主任，意在挑撥。好在二人共事多年，肝膽相照，並無猜忌。不過已逐漸認識了蔣介石的嘴臉，心生反蔣之意。
蔣介石知道蔡廷鍇是十九路軍的中堅柱石，為拉攏蔡廷鍇作反共工具，任其為五省南路軍前敵總指揮、福建綏靖主任、十九路軍總指揮、十九軍軍長等四職。但是蔡廷鍇明白蔣介石的用意，麵前雖有道路兩條（作為抗日的十九路軍如不願“剿共”，必為蔣介石消滅；如服從蔣介石命令積極進行“剿共”，官兵不願打，孤軍深入，後無援兵，也必為紅軍所消滅），歸根到底，兩條路變成一條路，“剿”也敗，不“剿”也敗，打也完，不打也完。當時在這樣惡劣環境下，蔡廷鍇和蔣光鼐商量，為求一時的安定，在政治上軍事上作出如下對策：
（１）為了十九路軍有個後方，決定和廣東搞好關係。廣東物力豐富，每月接濟十九路軍二十萬元軍費。當時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實際是半獨立的政權，蔡廷鍇曾三次回粵觀察粵當局所采的策略是不擁護“中央”，亦不完全反對。它對十九路軍的態度，是希望他們在福建能穩定下來，萬不可侵入粵境危及它的統治為原則。基於這個特點，在三月間，由蔣光鼐派秘書長李章達回粵和西南政府擬訂粵、閩、桂三省聯防草約，企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互相支援，彼此和平相處。粵、閩間關係盡管不是真誠合作，但雙方以抗日救亡名義初步達成協議，閩方以蔡廷鍇為代表，粵方以黃任寰代表陳濟棠，在漳州簽了字，十九路軍師長以上均署了名。雖然後來在閩變開始時，陳濟棠不守信義，但在閩變前，閩粵邊防曾起了一點安定作用，閩變後，多少尚留有一點餘地。
（２）為了穩定閩西政權，采取耕者有其田的改良主義辦法。福建閩西地區不少縣份被紅軍解放了幾年，十九路軍入閩後，紅軍主力退出龍岩、永定以西地區。蔣光鼐和蔡廷鍇認為紅軍處處得到農民支援是得力於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於是決定成立一個閩西善後委員會，將閩西有關各縣政權，暫歸駐閩綏靖公署直轄。以六十師師長沈光漢，四十九師師長張貞，地方人士傅柏翠等為委員，蔡廷鍇兼主任委員，並派秘書長徐名鴻兼該會秘書長，草擬該會施政方針，以實現三民主義，實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計口授田政策，紅軍曾經分過土地給農民的地方，從新分配。凡是被蘇區打過土豪分過田地的地方不許土豪報複，但也不許農民再鬥爭土豪。采用和平手段解決土地問題。所謂耕者有其田，即能耕田就給土地，不能耕，即不給土地。所謂計口，就是住在農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問出身成份，有一個人就算一口，所謂授田就是分配土地問題，由政府從新分配，不許階級鬥爭。後來，這個辦法實施幾月，在曾被紅軍土改過的地方，地主勢力已被打倒，容易推行，貧苦農民得到一點好處，上杭、永定、龍岩等地有了成效，博得農民支援擁護。但其他地區，如在漳平進行時，地主、富農聯合中農起來反對，覺得十九路軍是變相的共產黨，處處遭到破壞。有部隊駐紮時，地、富尚不敢猖狂，而部隊離開就鬧變天。他們對閩西的政策原來是想對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但這種恩賜式改良主義，動員不了農民起來組織自衛軍保衛政權。閩變後，在地主進攻下農民受害，很快就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