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找到老謝的時候，已是兩個月後。那時他已輟學出走，沿著鐵路跑到了省城昆明，在涼亭村裏當了搬運工。涼亭村是昆明火車貨運站所在地，老謝在這裏當童工，上百斤的大米麻袋搬上搬下，一天10元錢。
成人搬運工是20元。
父親找到老謝時，正逢午飯時間，別人蹲在麻袋旁吃飯，他趴在麻袋上鋪開一張紙，正在寫著些什麼。
手腕粗的扁擔拍在老謝脊梁上，父親下死力打他，第一下就打出了血。老謝跑，終究被打倒在麻袋堆裏。他舉起胳膊抵擋，用攥著的那張紙當盾牌，他哭喊：我做錯什麼了？！我寫詩有錯嗎？！
父親不說話，隻是一味打他，宗族間械鬥一樣狠心。手被打青，失去了知覺，皺巴巴的紙片飄落。
上麵的詩歌剛剛起了一個標題——《我來到了省城昆明，我可以有理想了嗎？》
其實，童工老謝並沒有真正去到昆明。他去的昆明沒有翠湖，沒有春城路，沒有金馬碧雞坊。隻有涼亭村的貨運站，和貨運站的麻袋堆。
（五）
老謝的理想真正發芽，是在1999年。1999年發生了幾件事。
老謝震撼了巧家縣回龍村，老謝轟動了昭通教育學院，以及，父親再次對老謝動了手。
震撼回龍村的，是老謝被昭通教育學院錄取的消息，這是村子裏有史以來第一個。父親買來帶過濾嘴的紙煙，站在村口見人就發，女人也發一根，小孩子也發一根。
人們敬畏地接過他的煙，說不定，將來這會是個大人物的父親啊。
山民對大人物的理解很質樸，能不靠在地裏刨食的就算是大人物。
他們並不知道，昭通教育學院不過是中專，畢業的學生大多依舊要回到山村，一輩子當個鄉村教師。
雖然隻是中專，但昭通教育學院的生活也足以讓老謝震撼。首先是學費，4500元，全家人幾乎集體去賣血。
其次是音樂，高年級有個樂隊，留著長發彈著吉他，這簡直是老謝活了十幾年見過的最洋氣的人。
樂隊翻唱的是流行歌曲，老謝愛聽，迅速地全都學會了。他們誇老謝山腔山調嗓子好，老謝幫他們搬東西扛樂器，小雜役一樣圍著他們轉。
他心想，我們應該是同類吧？我寫詩歌，他們唱歌，我們的理想應該是一樣的吧……他渴望融入他們，渴望和他們分享自己的創作，但不敢直接拿著筆記本去當投名狀。
老謝曲線救國，懇求樂隊主唱教他吉他。主唱答應了，但有個條件：他讓老謝先買下他那把不用的二手吉他。
二手吉他賣300元，老謝沒舍得買。但一個學期後，他學會了吉他，而且明顯彈得比主唱好。300元他沒有，但他有30元，小書攤上可以買好幾本二手的吉他入門教材。小台球廳裏有免費練習的吉他，隻要他每天扛著掃帚去打掃地麵。
那時候，他試著把寫下的詩變成歌詞，再套進和弦：
站在高山頂上放聲吼吧什麼事都不去想它到海邊去看一看日出和浪花自由的海鷗自由地飛吧什麼都不怕……
學會了吉他，樂隊反而疏遠了老謝。他們甩著長發，在女同學麵前說：老謝那模樣像殺豬的一樣，他彈的那叫什麼啊？完全是野路子，他又不是明星，有什麼本事還自己寫歌。他們也都還是孩子，或許在他們眼裏，隻要能發行專輯的，都算是明星。
老謝明白了，他們不是同類，一千多人的校園裏，沒人是他的同類。萬幸，他心想，我沒和人們說起過自己的那個理想。但老謝不明白的是，為什麼隻有明星才能寫歌？憑什麼長得不好看就沒資格唱歌？
還有一件事情，他想不明白。前途擺在麵前：一個默默無聞的山區小學老師。雖然放下鋤頭拿起了粉筆，但還是要在大山裏待一輩子。沒人敢不尊敬老師這份職業，老謝也不敢，但他不明白為何麵前隻有這一個人生選項：
憑什麼我隻能這麼去活？
學院裏能借閱到雜誌，老謝時常在閱讀室裏發呆，為什麼那些光鮮靚麗的人可以有機會走入豐富多彩的世界，為什麼我這種金沙江畔的窮孩子就活該困死在窮鄉僻壤？
這仿佛是兩個世界，前者是主角，後者隻能旁觀。前者輕易可以構設的人生理想，後者隻能永生奢望。世界是不公平的，他慢慢地明白，起點不同，人生的豐滿程度就不同，誰讓我窮呢，隻能認命。有時候他倔起來：憑什麼隻能過這樣的生活，窮孩子就沒權利做夢嗎？！如果拿我全部的青春去賭一場呢？！隻是想要一個做夢的權利，隻是想要一個選擇的權利，隻要肯讓我去觸碰一下這種權利，最後輸了我也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