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東郊的灞橋，是一座古橋，是一座聞名遐邇的古橋，因為這是一座送行的橋。
唐政府在灞橋上設有驛站，凡有人東去，其親朋好友都要一直送到灞橋，才依依不舍的灑淚而別，並折下橋頭柳枝相贈。久而久之，“灞橋折柳贈別”便成了特有的習俗。《唐詩紀事》雲：“雍陶有一次送別故舊，行至灞橋，問隨從曰：‘此橋為何稱情盡橋？’隨從道：‘因送別到此為止點，故稱之情盡橋。’雍陶有感惜別之情，揮毫潑墨約：‘從來隻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它離恨一條條。’”這就是膾炙人口的《折柳橋》。
大唐的無數貶客騷人，都曾經從這座橋上走過，留下許多動人的詩句。盛唐的李白走過此橋，留下了“年年柳色，灞陵傷別”的感歎；目睹大唐由盛轉衰的邊塞詩人岑參走過此橋，留下了“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的眷戀；晚唐的李商隱走過此橋，留下了“灞水橋邊倚華表，平時二月有東巡”的遐想。當年，劉禹錫等“八司馬”被貶黜，也曾走過這座橋，留下了“征徒出灞涘，回首傷如何”的無限神傷。
因此，灞橋在大唐的地理坐標上，就具有了某種象征意義。出此，就離開了長安；入此，就進入了帝都。
元和十年二月，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兩個老朋友，兩個闊別十一年的老朋友，劉禹錫和柳宗元，重逢了，重逢的地點就是灞橋，令人欣慰的是，這一次，他們不是離開長安，而是進入帝都。
十一一年前，他們是意氣風發的青年才俊；十一年後，他們變成了飽經風霜的中年漢子；一眼望去，他們，尤其是柳宗元，卻更像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但無論如何，老友重逢，前途有望，柳宗元和劉禹錫的內心都充滿了喜悅，就連灞橋驛站中的野花也似乎分外的妖嬈，情不自已的柳宗元詩興大發，揮毫寫下了《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一詩：“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裏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據說，據劉禹錫自己說，他的先祖是西漢赫赫有名的中山靖王劉勝。我們知道，劉勝是漢景帝的兒子，漢景帝是漢文帝的兒子，漢文帝是漢高祖劉邦的兒子，如此說來，劉禹錫豈不是正兒八百的帝王苗裔？又據說，據《三國誌》所說，大名鼎鼎的劉備劉皇叔也是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而劉備還有一個不怎麼爭氣的兒子，劉禪，扶不起的阿鬥。不知道我們的一代文豪，劉禹錫先生與這對父子有何關係？一笑。總之，不管劉禹錫的祖上是不是那位奢侈無度的西漢諸侯王，都幫不了他什麼，要想活出名堂，還得靠自己！
劉禹錫前半生有著與柳宗元極其相似的人生軌跡：他們同時中進士，同時得到王叔文的賞識和提拔，同時被貶謫，又同時被召回長安。但與自己的老友不同，劉禹錫骨子裏多了一些豪邁與灑脫，少了幾許多愁與善感；多了一些隨遇而安的怡然自得，少了一縷自怨自艾的黯然神傷。同樣的窮山惡水，同樣的處境艱難，同樣的前途未卜，柳宗元感受到的是無窮無盡的哀怨、悲傷和憤懣，“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故作閑適的背後，藏不住的是無限的悲涼和無窮無盡的孤獨與寂寞；劉禹錫卻從同樣險惡的環境中發現了最美好的東西，當地的民歌，竹枝詞。他自得其樂的沉浸其中，不斷學習、模仿和創作，將下裏巴人的民間文學推向了一個高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豪邁不羈的背後是隨遇而安、以苦為樂的淡然。
十一年的貶謫，或許在劉禹錫曾經年輕的臉上留下幾處風霜的印記，或許催生了他頭上的幾根白發，卻不能摧毀他的豪邁與灑脫，也不能摧毀他的孤傲與清高。剛剛回到朝思暮想的長安，立足未穩，他就意興勃發的去了魂牽夢繞的玄都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