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著回紇人的幫助，唐朝政府最終平定了安史之亂，而回紇人也沒空手而回，掠走了大批百姓當回報。混亂的局麵並沒有因此結束，地方藩鎮割據，中央宦官專權，民間起義不斷，整個晚唐時期都在這種混亂中。
藩鎮的強大是庶族地主勢力發展的表現，各藩鎮節度使為了保持和鞏固本鎮大土地所有者或大莊主的利益是藩鎮出現的主要的經濟原因。可見，均田製的破壞使得長期以來把持政局的門閥大族階層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庶族地主成了封建社會後期的主要力量。這為藩鎮割據創造了有利的經濟條件。
唐朝的集權專製，最終導致了府兵製的崩潰。大批的均田農民成為流民，他們被迫成為莊田主的租佃農。不僅要向莊主繳納租賦，還得為莊田主服各種雜役，進行無償的勞動。莊田經濟的發展，使庶族地主的經濟實力增強。大莊主擁有大量財富，並招收流亡的農民到其莊田內勞作，直接影響了皇帝的財政收入，使其不得不依靠地方。於是造成了地方勢力的強大，各藩鎮節度使獨占本鎮財賦不入於朝廷。
唐玄宗時期，為防止周邊各族的進犯，大量擴充防戍軍鎮，設立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財政支配等極高的權力，安史之亂後，連內地也設有節度使，且各節度使擁兵自立，不服從朝政以至於叛亂，形成了藩鎮割據局麵。而形成藩鎮割據局麵，對於唐政府來說是很可怕的。安史之亂後，藩鎮實際上就成了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強大的藩鎮甚至可以任意任免管轄區的官員，可以製定自己的法律，減免農民的稅收，而且，藩鎮管轄下的稅收是比唐王朝稅收要少的。而更重要的是，藩鎮擁有自己的軍隊，這是他們能夠長期割據一方的保障，但也成為了唐中央的離心力量。這些軍隊經過安史之亂後，大部分都是節度使自己創建起來的，節度使歲這些軍隊有絕對的領導權，這些將領都很有經驗，士兵的軍餉又豐富，軍隊的戰鬥力很強。與此相反的，唐政府經過安史之亂後，軍事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擊，軍隊都被各藩鎮掌握，朝廷沒有一支力量可以作戰，正因為這些原因，藩鎮割據的幾麵長期存在唐王朝的統治之下，他們就像蛀蟲那樣，蠶食著唐王朝這片土地，隨後來幾個皇帝共同努力下稍稍改變了這種情況，但也隻是打擊皮毛，隻是起到治標不治本的作用。
自安史之亂後，因強藩作亂險亡其國而疑忌將帥，開始用自己寵信的宦官統帥禁軍。唐肅宗後，各個藩鎮都以宦官擔任監軍之職。唐代宗時委任宦官為樞密使和宣徽使，這樣，太監不僅內外有兵權，又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詔宣製的權力，北司（宦官衙署）成為與宰相（又稱南司、南衙）爭權的重大政治力量。至此，兵政大權，宦官皆牢牢掌握，他們不僅能“口含王憲”嚇唬人，而且完全能詔由已出，甚至對於皇帝也是隨心所欲，想立就立，想廢就廢，想殺就殺，憲宗、敬宗、文宗最終皆死於太監之手，而且，肅宗之後，唐朝幾乎所有皇帝的繼位均由太監擁立，隻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不過沒多久唐朝也亡了。出乎先前唐帝“設計”意料之外，宦官雖自己不能當皇帝，但可以廢殺皇帝，作王朝真正的主人。而且，這些被閹割的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往往變態、殘暴、貪財，不僅在京城強買強賣，恣意取索，在外麵也廣占良田、巧取豪奪。
皇帝想收回宦官的權利這就爆發了“甘露之變”。結果事敗，此次事變的大臣遭到誅殺，達數千餘人。甘露之變後，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軍政大權，君主的廢立、生殺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此後很長一段時期，中書、門下省官員入朝都與家人辭別，因為說不定何時就會被殺。甘露之變說明，宦官勢力已經非常強大，根子很深，朝廷已經沒有辦法除掉他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把持朝政，為非作歹。
而東漢時能與官宦對抗的士大夫階層在這時本身也是分裂的，原因還是因為專製集權。唐朝的科舉誕生了一個新的庶族的官僚階層，這就和原本的門閥貴族產生了矛盾，臭名昭著的黨爭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牛李黨爭”，即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官僚與以李德裕為首的官僚之間的衝突，也稱“朋黨之爭”。“牛黨”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官僚集團；“李黨”是指以李德裕為首的官僚集團。牛黨大多是科舉出身，屬於庶族地主，門第卑微。李黨大多出身於世家大族，門第顯赫。其實與其說李牛兩黨的是政見不和，還不如說是權力之爭。甘露之變後南衙（官僚）完全為北司擊敗。牛李黨爭的兩派官僚集團，已經完全依附於宮廷中宦官勢力之下。而後朋黨之爭更為激烈，兩派都與宦官勢力勾結，這場鬥爭促使朝廷內部更加陷入混亂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