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科舉規模空前擴張，原本的貴族體製已經被科舉製文官考試徹底瓦解。科舉摧毀了門閥控製人才的途徑，進而摧毀了門閥的根基。庶族統治的特點是便於中央政府管理，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統一，同時由於實力不足庶族更加注重禮法對百姓的控製宋代理學因此應運而生。但是庶族在經濟人力控製上遠不及門閥士族階層，亂世投靠強者是他們唯一的選擇，而不是像門閥一樣培養自身的強者。亂世中庶族難以在短時間內整合凝聚漢民族，進而導致華夏衰亡不可避免。門閥可以在短期內迅速組織起軍隊抵禦外敵入侵，一旦王朝解體，門閥有實力有能力接續維護漢民族的生存，進而培養出新漢族地主的代言人，因為缺少領導階層，宋以後中國逢亂卻是像散沙。宋末，明末，漢族在中央政權解體後已經沒有階層短時間凝聚較強的力量抵抗。
宋真宗《勸學篇》中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明白的說明了讀書就是為了和朝廷換取做官的權利，也就等於直接和利益掛鉤，也等於說讀書本身和道德再無關係。宋朝完善的科舉，讓道德在中國社會從此消聲滅跡。理學那個所謂的道德其實就是偽善，因為理學的衛道士們自己就做不到，但卻用來約束別人。精英分子全體被腐化，成為專製的一部分。這些人既不熱愛文化，也不熱衷於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完全忘記了自己對社會應負的責任，而最終是降低了全民族的民族素質和道德水平。
隨著均田製的崩潰，唐朝國家直接控製民眾的社會結構開始解體，沒有政治地位的庶族地主開始形成，新興的五代和宋朝政權由職業軍人和文吏構成，由此形成的統治集團缺乏鄉村社會的根基。皇帝憑借武力能夠統治地主階層，無意與這個階層分享政權，皇權與地主階層因此不能整合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國家與社會出現脫節的趨向。在皇帝直接控製民眾的社會結構下，科舉製度能夠幫助皇帝控製官僚集團，從而加強皇權的控製力;但在國家與社會脫節的條件下，皇帝通過科舉擴張權力，反而會加深皇權與社會之間的裂痕。
到了北宋中期，北宋建立以來固有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專製集權統治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也開始顯露出來。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費嚴重，國家積貧積弱。封建政權所生的政經危機已經可以預見。
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突出表現是土地兼並的劇烈發展，北宋建立始，統治者就實行“不抑兼並”的政策，放任地主階級肆無忌憚地兼並土地，卻享有不交納賦稅的特權。一方麵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麵，國家財政收入不斷減少。廣大農村在沉重捐稅和官僚地主強烈兼並下，產生大批農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員數目，每年都在膨脹。他們以全民百分之三的人數，占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財富，而仍掠奪不止。
針對這種情況年輕的宋神宗剛剛上台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北宋的上層精英對於變法看法一致，就是——必須要改。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爭論焦點就在於——如何去改。王安石的主張是激烈的，而司馬光主張是循序漸進的。用辯證法來講一方麵王安石說得對，因為再不改就要亡國，沒有時間再等下去，實際上北宋不久之後就真亡國了。一方麵司馬光說的也說，改革要觸動利益集團，必須要有係統的方案，操之過急會適得其反，後來轟轟烈烈的變法就真的偃旗息鼓了。
針對這兩種觀點所以新黨與舊黨兩派就產生了。舊黨的領袖都是知名人士，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文彥博、韓琦、範純仁。這些人在王安石上台前原本也都是改革派。如韓琦則和範純仁的父親範仲淹一起，在王安石之前就已經實行過“新政”。這些人都是曆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麵都堪稱泰鬥、幹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卻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這說明王安石的政策確實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