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嚴格限製對外貿易，實行嚴厲的禁海政策，將沿海居民內遷數十裏，不許擅自出海，清朝統一台灣以後，開放四個港口，作為對外通商口岸，後下令隻開廣州一處作為對外通商口岸，關閉了其他港口，並規定由政府特許的“廣州十三行“統一經營管理貿易。並對出口的商品種類和出海船隻的載重量作出嚴格地限製。
閉關鎖國政策是一種消極落後的政策，是違背曆史發展潮流的政策，最終導致清朝脫離世界潮流。進一步導致了閉塞、停滯、倒退。因為閉關政策並不能削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反而阻礙了自己的發展，使中國喪失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統治者愚昧無知，妄自尊大，隔斷了東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局麵，讓中國不斷錯失走進世界文明的機會。
今天中國的版圖主要就是在清初打下的，這個時期被某些人稱為是“康乾盛世”。但魯迅先生認為，康乾盛世隻不過是文字獄吹噓出來的盛世。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詔的“永不加賦”是在經曆近百年的屠殺，投充，圈地等野蠻政策後的所謂仁政。雍正即位後對西北鎮壓，財政上的困窘就算是靠抄家所得，也無法完全因應。也就不顧什麼所謂的永不加賦的虛妄手段，於是就祭起類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改革，將田賦和徭役合並，統一折銀征收，把丁役攤入地畝的方法。
康熙一朝征收稅款的基礎是按人頭收稅，人口愈多，則地方上繳的稅愈多。這種設計造成的後果，是地方官吏不願意據實上報人口，因為報得愈多，稅就得繳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賦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麵積上繳固定的稅金，與人口數無關，借以鼓勵地方據實上報人口——因為人丁興旺是所謂太平盛世的表征。以這種方式來彰顯盛世不過是滿清穩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賦稅不均，富者勾結營私，雖坐擁千畝田產而不需繳稅，貧者無立錐之地，卻有勞動之責。
清朝人口的增加有人將此歸結為清朝統治者勤政的結果；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進歐洲人帶來的南美的番薯、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在全國農村推廣，導致“人口膨脹”。人口太多並不是什麼好事，這就給後來的工業化埋下了禍根，使得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人口失去了增長的空間，從而嚴重製約了工業化進程。
曆代王朝都把控製言論自由當成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正常、普遍性適用的手段，從而使“言論自由”喪失了作為群眾監督、揭發、約束政府機構和官員失職或腐敗行為的最有效的民主手段的功能，使得政府各級官員都能有不受挑戰的絕對權力，這也是專製社會的特點。名副其實的盛世應該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人文都達到頂峰的時代，而滿清文字獄是專製製度達到最頂點。
雍正八年，徐駿因詩文集內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照大不敬律斬立決。乾隆執政六十三年，文字獄一百三十餘件，比全中國其他皇帝搞的文字獄總和還多。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國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康熙朝編寫了康熙字典，王錫侯出於好心，認為康熙字典存在有不足，於是花費十七年心血編寫出字貫，意在讀康熙字典有所補益。不想乾隆得知以後，居然獸性大發將王錫侯立刻處死，還把字貫徹底禁毀。
由此事看出乾隆其實並非真正熱衷文化，而是要奪取文化上的最終解釋權，最終方向權，也就是要徹底控製人民的思想，尤其是漢族人民的思想，所以他要四處搜書燒書，所以他不準西洋傳教士來中國，所以他不準別人注解四書五經，所以他要編寫四庫全書，所以他要殺王錫侯，所以他要興文字獄。終乾隆一朝文字獄來得比自古以來的任何時候都猛烈都深刻，這絕不是乾隆心血來潮的暴戾體現，而是滿洲封建統治階層挖空心思弱化人民的長期國策，或者說長期陰謀。
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繳“詆毀本朝“之書，盡行銷毀。乾隆四十年令四庫館臣對所收書籍“務須詳慎決擇，使群言悉歸雅正“。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部還多，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