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別說這些了，說你的事吧。”一旁的陶珊似乎不想讓馬哲知道自己家的情況，急忙攔著道。
陶父無奈笑道：“馬律師，不好意思啊，讓你見笑了。我這平時也沒說話的人，冷不丁來個外人多說了兩句。我是想谘詢一下，像我這個情況能不能向當初幹活的地方追加補償？”
馬哲大致聽明白了，問道：“那你當時是如何處理的？”
陶父道：“我沒文化，也不懂法，當初就是簡單寫了個協議，賠了點錢。”
“賠了多少？”
“5萬。”
馬哲震驚，這企業也太黑了，追問道：“那協議在哪，我看看。”
陶父從衣兜裏掏出一疊泛黃的稿紙，邊角已破損，然後小心翼翼打開遞給馬哲。
馬哲接過來掃了一眼，協議的內容很簡單：“一次性支付陶慶亮營養費等五萬元整，此後發生任何問題與遠明建築公司無關。”落款處歪歪扭扭簽著名字，還摁了手印。
一些企業為了推卸逃避責任，亦或減少以後不必要的麻煩，發生事故後往往簽訂一些不平等霸王“條約”，甚至拿人不當人看，打發叫花子一般賠倆錢了事。弱勢群體在麵對強權強勢下，盡管心裏不樂意，最終還是忍氣吞聲選擇了妥協。
眼前的這份協議，在法律麵前顯然站不穩腳，嚴重侵害他人的正當合法權益。馬哲折起來遞過去道：“當初入院看病時是誰花的錢？”
“他們給的。”
“花了多少？”
“五六萬吧。”
“那你當初在工地上幹活時有沒有簽訂用工合同？”
“啥？合同？啥是合同？”陶父茫然道。
馬哲很是同情，同情陶父，同情法律，同情天下與陶父一樣的弱勢群體。或許對於他們來說，有一份工作就不錯了，至於其他的壓根不去考慮。而雇傭方大部分都稍微懂法，正是利用這個空子剝奪弱勢群體的權益，實在可悲可憎可歎。
與陶父談話時，馬哲不停地觀察著坐在一旁的陶珊。隻見她眼神篤定，時而看看父親，時而蹙眉低頭，手裏握著一塊小石頭，一道一道在炕沿上劃拉著，仔細地傾聽著倆人的談話。
馬哲又問道：“那這個遠明建築公司還在嗎？”
陶父搖了搖頭，道：“這個公司的老板是南方人，幹完那個項目已經走人了，具體去了哪裏我也不清楚。”
“那當時醫院鑒定您是幾級傷殘？”
“二級。”
“那這件事是您親自處理的嗎？”
陶珊插話道：“我爸出了事後我還上學，他就沒告訴我。等我知道了，都一個多月以後了。我爸出事的第三天，他們在病床上逼著我爸簽了協議。”
“哦。”
事情基本上都清楚了，馬哲道：“叔，不管他們當初是在什麼環境下讓你簽訂協議，但我可以肯定，這不合法。僅憑一兩句話就像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法律斷然不會支持。如果你找他們賠償，是絕對可行的。但前提是你的找到這家公司。即便公司不存在了，當初公司的法人依然有相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