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來，白運昌瘦三心裏頭，一直綰著一個無人知曉亦無處傾訴的千千結，那個結，就像生在牛頭堖頂上的一蓬瘋長的圪針，在日出日落裏滋生，在春風秋雨中蔓延，拔不去又砍不掉，每一陣風過，都張牙舞爪地搖蕩，每一陣雨過，都拚命地往下紮根。埋藏在他心中的那個疼痛似乎成了一個永遠。
這個永遠開始於周山杏嫁到白家來。山杏剛娶過來的時候，黑黑的臉龐像蒙著一層霜，一聲吼叫連小玉都嚇得哆嗦，娘說剛娶來的媳婦兒就是懷揣了一塊冰，靠心暖呢。全家人就敬神明一般貼上心去暖，暖了久久又久久以後，卻不見滴下一滴水珠兒來。
弟弟文昌賠上去的小心，摞起來恐怕比他念的書都高，但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吵鬧的時候多歡喜的時候少，文昌也曾給安社長說過隻言片語的事，安社長說：“這小黑妮兒，心性高——生活吔，就是一本兒書，靈氣的人翻幾頁兒就看個差不多；差點兒的，就叫她一頁兒一頁兒慢慢兒看。山杏她隻要沒有別的事兒，有羊遲早都趕到山上。”
文昌給嶽父嶽母吞吞吐吐地也說起過，周大中說：“沒啥吧？山杏兒——有她姐姐在前邊兒比著，總想做個端盤子上桌兒吃飯的人，坐個——小板凳兒，就不是心思。恁家吧，也是——那個，時候兒長了，也就好了。”
韓老等見到山杏就把臉一沉：“閨女！沒見過知了？就是上到樹尖尖兒上去，也還數不著它高，樹還長呢！天上的雲高，要沒個根兒，風兒一吹就散了。”散與不散，那隻是老天才能管得了的事，娘的話倒著實是山杏耳邊的一陣風。
文昌從公社又回到學校教書和他娘的死幾乎同時發生。
那也是六0年，安社長去縣裏開會，文昌以群眾代表的身份也參加了會。小組討論征求意見時，文昌比批鬥王炳中時的發言還利索，三句話還沒有說完，就揭了虛報產量放衛星的底，縣裏的領導正要給上綱上線，安社長在後邊把削尖的鉛筆芯子一下子插到了文昌的肉裏。他給領導眨了眨眼，又小步碎顛地跑前去，附在領導耳邊悄悄地說：“他有點兒——精神病，跟他媳婦兒生氣得的——這不是，來開會就順便領了來，還沒顧上去醫院看呢，你看那倆眼，是不是有點兒呆？”
文昌當時還真有點兒呆！——四周幾乎所有的眼睛都奇怪而驚懼地望著他，好像他才是大災荒的罪魁禍首！
領導不滿意地擺擺手，安社長順手一拽，拉起文昌就跟跟鬥鬥地離了會場，直到回到了大坡地，安社長才終於擠出了三個字：“書呆子！”
後來文昌就被派出去學習了一段時間，回來後就又回到學校當了老師，山杏更不高興，變本加厲地跟文昌吵鬧。安社長看不過，給山杏說：“還鬧！還鬧！當老師養活不住你？——給你說，那個肖紅豔還等著呢，要不你就挪挪那個窩兒試試？”從此之後山杏就再不敢去娘家住了。
安社長沒人的時候給文昌說：“嘿嘿！嘿嘿！咋樣兒?多學著點兒，這些書本兒裏頭都沒有，這叫領導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