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日本史，我總感覺很難。
要想一下子記住、記清楚，是很費勁的事。倒不是他們那點曆史多長多複雜，前邊一半那些神話，可以當瞎話，不看都行，主要是那一些稀奇古怪的人名，讓人頭疼。劇情嘛又比較單調，反正是今天這個打過去，明天那個打過來，一會捉對廝咬，一會組團群毆。
最後，隻留下一個簡約而深刻的印象：這個小國沒有幾天是消停的，除了有兩次出去殺人放火，大多數的時間就是在幾個島上，自己咬來咬去。
後來強人家族德川出場，好不容易過點安穩日子了，美國軍艦來了，英國、俄國軍艦來了。
然後，就是被外邊來的人摁著打了幾頓。說是打，其實頂多算是敲打，大家在海邊相互開了幾炮，連個象樣的戰鬥都沒有發生，日本人就“開國”了。
人家被打之後，眼淚都不擦一下，便以強烈的好奇心，跑到西洋去看個究竟了。
於是一部分所謂的“有識之士”，一看外麵的世界，立刻就發現了本國的問題並決心改變——實行西式的政治改革。
而要推行改革，必須徹底推翻腐敗無能的幕府統治。
這就不是改革，而是先革命了。
革命不是吃飯聊天、開會商量的事，還得先從自己人打自己人開始。
可是，所謂革命誌士，有誌，卻沒有槍杆子，遍地的農民起義、暴動，又被革命誌士們看成可利用而沒有領導價值的力量，搞不好還是革命成功後的敵人。誌士們隻能投身和借助當下的倒幕運動，打進去、拉出來，聯係和鼓動一部分對幕府有怨、對現狀不滿的大名們，對陣擁護幕府將軍的大名們，一陣混戰。
當時的條件，也隻能如此。
依靠軍閥來消滅軍閥，終究得不到想要的理想結果。因為各藩主的理想追求與維新誌士的理想根本不在一個層麵上，跟他們打交道，從來不是拿嘴皮子就能鎮得住刀把子的事，最終恐怕是一個幕府將軍倒下去，幾個甚至幾十個大名站起來。看來維新派是混不下去了，就把天皇找出來了。
自己影響力不夠，就打出歸政於天皇的旗號，先把德川將軍搞下去再說；和天皇結成同盟，實行不了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政體，也可以效仿大英帝國的式樣。這應該是部分維新派的如意算盤。
雙方各有需求，自然一拍即合。
倒幕運動開展之際，還是十六歲孩子的明治天皇睦仁繼承皇位，在革命分子的鼓舞之下，12月9日斷然實行“王政複古”。1868年1月，倒幕派發動政變，迫使將軍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把政權交給天皇睦仁。2月9日（慶應四年一月十三日），在紫宸殿舉行元服之禮，接受加冕。3月發布《五條誓約》，即施政方針：“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上下一新，共展經綸；文武百官以至庶人，務使各遂其誌；破除舊日陋習，一切從天地間之公道；求知識於世界，大展皇基。”
9月天皇下詔，改慶應四年為明治元年，元號為明治。
“明治”還是從易經的“聖人南麵聽天下，向明而治”一語中選出來的呢，很有文化，非常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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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日本所標榜的革命。
人家革命是推翻帝製，日本人革命是強化皇權。
我曾十分不解，日本人自己相當得意的資產階級革命，怎麼與社會潮流背道而馳，整出了個走向專製的“王政複古”？
日本人的資產階級革命，豈不成了一個輪子向資本主義跑，一個輪子向皇權專製倒退？
仔細想來，以上就是基本原因。
用句常見的話說，這是形勢發展的需要，是現實的選擇。
但是，誰利用誰，還不一定。
日本人也許會發現，至少該有部分日本有識之士明白，這是一個禍根。
等他們明白，“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時候。
我們不必帶有任何幸災樂禍的感情成分，或平衡心理的需要成分，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