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從來不想當弱者，而是要當強者。
日本在吸收中華文化和政治製度上，極為注意形成自己的風格，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同時，日本引進中國的一些傳統觀念和概念，也確立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一個明顯的取向就是，日本也想學習中華，當一當“老大”，弄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而始終抗拒自己被納入中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之中。[ 參見 米慶餘著 《近代日本的東亞戰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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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爭取平等地位。
這裏邊有很多的故事。
最早日本分為上百個國家，有的國主一直給中國納表，自稱倭王，而不稱皇。甚至想方設法獲得中國皇帝給的封號，有時求得一個“倭王兼某某大將軍”的封號，那在列國之中，就很牛了。有了一個靠山，幹什麼也有麵大旗，打出來好使。
盡管日本人可能不太方便承認，但日本福岡博物館藏國寶、一方東漢光武帝劉秀所賜“漢委奴王印”，照片和印文還印到了郵票上，這方金印就證明了這一時期中日關係的情形。
日本列島基本統一以後，倭王的王權大增，追求也“高大上”，不滿足於稱王了。
日本向中國隋朝派出的第一個政府使團到達洛陽，“團長”小野妹子（男人）向隋煬帝遞呈其君主的一封信，開頭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按古代以來東亞地區朝貢體係中的規矩，隻有中國的皇帝才能稱為“天子”。這個倭奴統治者突然自稱“天子”，還有什麼“日出”、“日沒”，令煬帝大為上火，吩咐“蠻夷書有無禮者，勿複以聞”。[ 《隋書 倭國傳》]後來煬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帶的書信開頭寫著“皇帝問倭皇”，還是加了個定語——倭，你還是倭王，地方小政權。
當小野妹子又作為“送隋使回國之使”，陪伴著再度來中國，日本國書吸取了前次教訓，抬頭變成了“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還是表示敬意的呢？不爭天子可以，既然你已稱我為皇，我們就爭“皇”的稱呼。人家還嫌倭—皇……太那個，都稱“天皇”了。
這其中發生了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國，就把國書弄丟了的事情。以後史學界對丟書真假也有很多猜測，有的就認為不是丟了，隋朝國書大寫隋朝廷對日本修書稱呼和用語不當無禮的指責，言辭很嚴肅，小野擔心天皇看了震怒，就耍滑頭而故意毀掉了；也可能是小野秘密呈給了天皇，為防有損天皇威嚴的不利之詞擴散，就沒有公開，而是宣稱丟失。
我覺得“國書未丟”有一定道理。
因為以後出使中國時，在這個問題上，日本采取了類似的策略。
日本連續多年向中國派遣遣唐使，還有唐史（《唐書》，《新唐書》等）皆記載日本經常“遣史朝貢”，兩國交流是不斷的。
對是否攜帶國書的問題，日本史學界爭論不斷。
主流意見傾向於“不攜國書”，因為日本史書中就沒有記載攜帶國書的事。再說，攜帶國書，光在確定雙方領導稱號上就是一個難題，再搞你們皇上、我們皇上怎樣怎樣，隻怕容易引起隋帝那樣的不快。
但遣唐使必竟是“出使”，不拿出倭王的書信，就能好吃好喝招待著，一路護送到長安，然後還能出入大唐朝廷、大學校園，做官、留學？
所以連日本也有人不這麼看，如東野治之在其著作中指出：“遣唐使時代的天皇，對外奉大唐為宗主而遣使納貢，對內逞神國之威而隱瞞真相，這便是正史不錄兩國往來國書之原因所在。”[ 王勇著 《日本文化》]東野的觀點不無道理，采取這種權宜之計，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處在當時的情形下去考慮，更讓人覺得，“隱瞞國書”較之丟失國書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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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不但隱瞞了，而且這種隱瞞做得更巧妙。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沒留下太多痕跡。
我下功夫查閱了一番我國的曆史資料，確實沒有找到相關日本直接遞送國書的記載。
但，國書確實是遞了，跟隨他人一起。
《舊唐書》記：“太宗貞觀五年(631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這是說，唐太宗對待日本使者很客氣，體諒日本離大唐遠（還風大浪大的），就不要一年一次過來磕頭了，有關部門也不要太計較。太宗派使者高仁表去日本，宣示自己的意思。因為仁表執意要倭王北向接受唐皇的國書（北方為上位，皇上都是在北麵的。而北向表示臣服），倭王（實際當政的聖德太子）硬挺著不從，雙方發生爭執，高仁表一氣之下，也沒交國書就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