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時，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前邊未“見底”的一個問題：北洋艦隊的主戰、主守問題。
黃海之戰已經結束，但這個問題仍然被反複追究。120年後，我們還在問一個問題：保船，誰之過？
按曆史教科書上的說法，李鴻章一味“保船”——消極地保存實力，命令北洋艦隊堅不出戰，致使被動地挨打，直至全軍覆沒。
但我感覺曆史記載到這裏，明顯地再次出現一個分野。
保船，李鴻章之過嗎？
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大致有二：
李鴻章首次亮出“保船製敵”的方針，還是在1894年8月29日，李鴻章在接到朝廷對北洋艦隊行動不滿、要求遴選將才代替丁汝昌的命令後，所回奏折中提出的——
“惟現在密籌彼此情勢，海軍戰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製敵之方。”
算作鐵證的還有李鴻章同時提出的——
“惟不必定與拚擊，但令遊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蓋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
我們知道，這一想法，十分符合李鴻章以北洋艦隊為“戰略威懾”作用的一貫思想，也十分符合李鴻章“以炮台護兵船”的既定方針，根本不需要質疑。
為這一道奏章，也為這一紙建議，李鴻章背定了“消極保船”的惡名。
加上有兩次丁汝昌要求帶隊出海，尋機攻擊日艦，更證明了李鴻章的消極避戰。
其實這個情節，我們前邊已經分析過。8月29日，甲午開戰的一個多月內，正是李鴻章與丁汝昌此起彼伏，忽戰忽守的變化之中。
況且聽人之話語，當考慮所處語境。按照當時的情形，朝廷對北洋海軍開戰後的無所作為已是難以容忍。所以，這些話含有相當大的成分——李鴻章不得不曲意回護，針對朝廷的指責，為丁汝昌開脫。
而且我們也已看到，接下來，便是李鴻章也督促北洋艦隊出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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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李鴻章確實有一個策略。
這牽扯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終十分清醒：此時敵我力量的對比，優勢並不在大清一邊。
這一點，從李鴻章向朝廷提出的製敵策略上，已經完全地反映出來。
我們從實力對比出發去認識，李鴻章的策略，就不到認為沒有一點價值，至少可以認為那其實是唯一的可選之選。
即使不能消滅日本艦隊，隻要北洋艦隊保持存在，就能時刻給日艦隊造成壓力。
日本艦隊一樣無法騰出手來，幹其它的。這就是牽製。
黃海大戰已經結束，事實證明，海上對陣確實不太理智。一場戰鬥拚光老底，遇到的就是最壞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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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說是一樣，做是一樣。一個人的行動，有時候也會有變化和偏移。
實際上，回顧戰爭進程可以發現，從一開始，李鴻章並沒有始終堅守這一“保船”策略。
相反，前邊我們已經看到，他從決心開戰之時，便派出軍艦至黃海、深入朝鮮沿海，掩護牙山清軍。豐島海戰後，又加大護航力量。
從戰爭開始直至黃海海戰前致丁汝昌的一係列電文看，李鴻章一再命令北洋海軍，所用詞語皆為“出海巡遊”、“相機攻敵”，對日本海軍實施“迎擊”、“截擊”……
這些行動，可以看出，在此時期內李鴻章不僅沒有讓北洋艦隊“避戰保船”，也看不出“不必定與拚擊”的戰略，反而一再令水師主動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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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再次回頭對照李鴻章的“保船製敵之方”，仔細思考之後我斷定，李鴻章的思想是“保船”，但更重在“製敵”。
保船是為製敵，製敵才是目的。這條無可厚非，因為保存自己才能消滅敵人，消滅敵人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
“保船製敵”，更非“保船避敵”。
因為，對於同一個拳台上的拳擊手來說，避是避不過的。
至於長期以來，有人關注於李鴻章保存實力，為自己留下退路——因為失去北洋，李鴻章就失去了賴以支撐的“資本”——這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我覺得，討論價值不大。
消極避戰的行為已難有立足之地，即便李鴻章想幹，大清朝皇上不允，朝中輿論也不許。
反過來說，船保住了，戰爭失敗了，李鴻章被撤職查辦，那個北洋還能是他的嗎？
失船事小，戰敗罪大。後果，李鴻章一定比誰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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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開始後，身負對日作戰的實際指揮官責任，由以談求全，到以戰保和，是李鴻章不能不做出的戰略調整。
“保船製敵”這一戰略的實際執行者丁汝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