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李鴻章不再辯解，而是承擔著該承擔的責任。
傳說，有人告訴李鴻章，“大家指摘甲午戰爭是三人挑起的，上有李鴻章，下有袁世凱”。李鴻章問：“中間呢？”說，“是盛宣懷”。李鴻章聽罷大笑，“嗯，因為他在中間，提供了不少日本人將要發動戰爭的信息。”
王伯恭也在書中記載了一個很嚴肅的事：恭親王一日問合肥（李鴻章）雲：“吾聞此次兵釁（引發甲午戰爭），悉由袁世凱鼓蕩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對曰：“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耳。”[ 《蜷廬隨筆》]
但不管怎樣，李鴻章和他的淮係並沒有退出曆史舞台。
在被革去一切職務的時候，日本人點名要他去進行談判。於是屬於他的職務待遇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馬關條約》簽訂後，一時間，各省在譴責這個條約的同時，也指責李鴻章為“腐敗的賣國者”、“漢奸”，但是，一旦被劃入“後黨”，這個認定反而保護了他。在帝後黨鬥爭中，各種彈劾奏折最終被“存檔以資參考”。
皇帝將他召入軍機處，保全他的臉麵，實際上是閑置了他。就當他無事可做，備受攻擊的時候，俄國大使向慈禧太後說，沙皇尼古拉二世點名讓他去參加自己的加冕禮。而這一使命，本來總理衙門打算是讓王文韶去執行的，但俄國大使聲稱去的人級別不能過低。李鴻章出發前，英法德美四國的官員們都受各自國家所派，跑來指導李鴻章大人的行程，一起為他舉行隆重的歡送宴會，並發出順便訪問歐美的邀請。[ 布蘭德《李鴻章傳》]我懷疑，這還是在大清朝嗎？
不管怎樣，1896年3月28日，李大人在大批隨員陪同下，離開京城這個是非窩子，前往外麵的蠻夷世界去親自領略一番。懷著滿腔的熱情和充沛的精力，他將沉重的負擔拋棄，也將33年的艱難曆程忘掉，就如同一個充滿好奇的學生一樣，踏上對全球的巡遊旅程。一路上，他是一個成熟有威望的政治家，又不時暴露出老頑童的天性，各國無不紛紛報道他在愉快的訪問中與各國重要政治人物、宗教首領的會見，還有發生的有趣的事情。
要是大清早三十年安排這樣的出訪，會是怎樣的呢？
當然，他還要代表大清酬謝，去給予俄國對幹涉還遼應得的報酬。
這一切其實都在預料之中，而英國人仍然認定，是他的安排下，俄國與日本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對抗，最後導致了戰爭的發生。從那一天起，日本人就開始為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做準備。
雖然這一切，並沒有為中國贏來時間。
在這段落寞時光中，李鴻章始終未退。
他以閱盡風雨之後的曠達胸懷，度過了一段落寞時光，“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甲午之後，北京城出現了很多奇妙的對聯，諷刺朝廷戰敗割地。據說，李鴻章在拜訪各大員的路上，就在某家門前看到了一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合肥為李鴻章，常熟為翁同龢），細想之下，理亦不謬，竟嗬嗬一笑，稱：民間之人看得還是很清楚啊。
麵對朝中官員的攻擊，他還手書一聯，掛在書房，“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把曾國藩老師的“挺經”又推上了一個層次。
究其原因，似乎有很多。《清史稿》載：他至老不曾告老還鄉，還曾認為自己的老師曾國藩晚年求退為對國家無益的行為，受國大任就當死而後已。即使是馬關定約、抨擊不斷，有人勸他辭官回家，他說“對於國家來說，我實在沒有袖手旁觀的道理。今日事敗，我便求退，國家又將依靠誰呢？”（“自壯及老，未嚐一日言退，嚐以曾國藩晚年求退為無益之請，受國大任，死而後已。馬關定約還，論者未已，或勸之歸。鴻章則言：‘於國實有不能恝然之誼，今事敗求退，誰更賴乎？”）
這些話語裏麵，有作為需家憂國憂民的情懷和苟利國家生死以之的擔當意識，當然，也不是瞎吹的。
他的老部下吳汝綸給他出主意，雖然是勸退，但也隻是讓他“追東山綠野遺躅”，以暫時自保，並斷定，國家遇到艱難的時候，百官沒有辦法，還得請您出山。那樣，還是為國盡忠。（“一遇險難，群公錯愕相顧之會，猶可出緒餘，解分排患，自效其忠藎，為國之素。”）
但不料這種擔當，是更一步的承受恥辱。
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攻下天津，麻煩事來了，慈禧太後又想到了李鴻章。朝廷諭令李鴻章北上，隨後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當然想到了馬關之辱，心情灰暗。但隨之，慈禧太後遠避西安涼快去了，北京局勢不可收勢。李鴻章隻能北上，受命擔任全權大臣，與八國聯軍和列強公使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