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實見諸位不再有人發言，便說道：“是否還有另外的意見？”他環視左右，見無人應答，便接著說道：“如無另外意見，那刑部就準備向太後上折子，搞一次開棺驗屍。我們再議議，如何搞開棺驗屍。是刑部派官員去浙江，還是把屍棺運來北京？”
錢寶廉說道：“依下官看，各有利弊。派員到浙江開棺，可以免擾屍棺來京沿途地方，還不至於有太大的聲勢。如果驗屍得不出明確結論，刑部臉上也不至於太難堪。當然，如果能驗出個明確結果，那肯定在北京好啦！結果一出，輿論嘩然，是怎麼樣就按怎麼樣辦理，誰也不會再說一個不字。”
紹祺說道：“下官認為來京開棺較好。雖然屍棺運來北京確要麻煩沿途各地，但鑒於此案受到朝野關注，尤其是許多京官都很關注此案，刑部決定開棺驗屍，京官們會對開棺結果關注有加。如果去浙江開棺，假如開棺結果對浙江官員有利，京官們便有可能提出質疑，會認為是因為參與開棺官員受到浙江地方官員影響的結果。因此案驗屍的結果直接關係到一些官員的前程。去浙官員也難免不會受到浙江經辦此案官員的壓力，也就是開棺驗屍的公正性會受到懷疑。如果來京開棺，就不必有這樣一些顧忌。所以，下官認為以來京開棺較妥。”
李起聽後，心頭又是一震，想到，如果去浙江開棺，倒是一次機會。要是在浙江選擇仵作，當然最好不過，楊大人少不得會給施加影響。就是從北京帶去仵作，到了浙江，這裏頭也大有文章可做。如何運作，那就看楊大人自己的能耐了。我得在這裏說說到浙江開棺的好處。如果自己的話真能起到作用，當然很好，我李起總算對得起楊大人了。就是起不到作用，也總算盡了自己的努力，於楊大人也就心無虧欠了。於是便說道：
“列位大人。剛才下官已經說了，這一案件最好不要搞開棺，主要是考慮到有些勞民傷財。既然列位大人都讚同開棺，下官以為這樣如能徹底弄清案情，也是好主意一個。隻是下官認為，能少擾民就少擾民。試想，屍棺乃一龐然大物，運輸多有不便。且此乃汙穢之物，得化高額費用才能顧得勞力。從浙江餘杭到北京，沿途有數千裏之遙。加之風霜雨雪，道路泥濘，將要有多少民眾為此付出艱辛。沿途官府又要為此多化費多少銀兩。前些年連年戰亂，國庫不豐，咱為官之人多多少少也得為太後老佛爺分憂。相比較之下，部中官員前去浙江，可以減少多少開支。至於公正性的問題，下官以為沒有必要為此擔心。此案乃太後關注的大案，天下之人也都在關注，有誰吃了豹子膽，膽敢在這樣的案子裏做手腳？再說了，咱刑部官員，個個公正廉潔，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到哪裏都能公正處事，嚴肅執法，不可能受到來自外界的任何幹擾。尤其是本案主審官潘大人，更是我們公正執法的楷模。所以，下官認為，還是去浙江開棺為好。”
聽李起這麼一說，眾人均無言以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沒有說什麼，也不好再說什麼。如果還要堅持把屍棺運來北京開棺，別的不說，要開罪辦理此案的官員那是眼前的事。李起把潘祖蔭給狠狠地捧了一把，如果還說要來京開棺，首先就對潘大人是一個不信任投票。在這種場合，這些官員個個都很聰明，誰也不會去得罪同僚。
雖說崇實做刑部尚書有些名實難符，但在大是大非麵前卻不糊塗。直覺告訴他，去浙江去開棺多少有些不放心。這麼大的事，當然最好當然來北京辦，心裏才踏實。他雖沒有把李起放在眼裏，也不怕得罪誰，可真正要讓大家心服口服，還得找一個能讓大家都服服帖帖的理由。思來想去，想到了太後，於是便說道：
“本官給諸位透露一個消息，太後老佛爺也很看重這個案件審理的進展情況。本官每次去見太後，她總是先問問楊乃武案件的審理情況。而且她還告訴本官，如有什麼新的進展，得先去告訴她老人家。當初胡瑞瀾大人奉旨審理本案時，老佛爺專門叮囑軍機處，若有浙江胡瑞瀾奏折到京，要先送給她看。本官相信，到浙江開棺和來北京開棺都是一樣可以公正地辦好這個案件。隻是本官想，在北京開棺可以馬上把開棺的勘驗結果報告太後老佛爺，能讓她老人家能最早知道這個案件的最新進展情況。雖說去浙江開棺也可以把此案進展情況快馬報告老佛爺，但畢竟不能讓她老人家最早知道。浙江官員都最早知道了，沿途地方也都知道了。此案是轟動全國的大案，自大清開國以來，從未有如此舉國上下都關注的大案。既然太後老佛爺很想早一些知道這個案件的最新進展情況，刑部在辦這個案件時能夠考慮到這一點，這也是我們做臣子的對太後老佛爺的一片孝心。所以，本官的意見還是來京勘驗為妥。至於擾民之事，這是免不了的。隻要我們把案件辦得妥妥貼貼的，其他的事就不要太拘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