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太宗第九子，母親長孫皇後，與廢太子李承乾乃一母同胞，始封晉王。貞觀七年，遙領並州都督。
唐太宗在位期間，久久陷於廢立太子的煩惱之中。當時，是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之間為了太子之位，各樹朋黨，相互傾軋，而不是《貞觀長歌》中所演義的承乾和吳 王李恪之間的權力鬥爭。最終，廢掉長子承乾、貶黜四子魏王泰，在外戚、元老重臣長孫無忌“固欲立晉王”的情勢下，太宗立了連自己都認為“懦，恐不能守社 稷”的九子李治為皇太子。接著，他又為這個未來的朝廷作了精心的安排，形成以“元舅”長孫無忌為主要支柱的最高決策核心。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五月，太宗臨終前將後事托付給長孫無忌、褚遂良，以為隻要這兩個人“盡誠輔佐”，便可以“永保宗社”。同年六月，皇太子李治即帝位，是為高宗。
然而，太宗、長孫無忌費盡心機的種種安排，卻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曆史沒有按照他們的主觀願望發展，相反，演變出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結果，因為，他們認為懦弱的高宗其實並不懦弱。
高宗即位後，改元永徽，共6 年，即公元650—655年。在永徽年間，由於高宗登基未久，所以長孫無忌便“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高宗）無不嘉納。”太宗貞觀年間的政策，大體沿襲下來。
高宗即位後，能夠體恤百姓疾苦，虛心納諫，勤於政事。在太宗《帝範》的訓導下，在元老重臣們的輔佐下，高宗大抵因循著太宗後期的遺訓：“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因而，司馬光概括道：“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遺風。”
永徽年間，朝政基本上由國舅長孫無忌把持。太宗晚年，健在的開國元勳已經不多。長孫無忌的雙重身份使其威權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勢，以至太宗在決定立太子問 題上都得遵從他的意願。為鞏固既得權益，扶植一個懦弱而便於控製的外甥當皇帝，當然會更有利於自己操縱權柄，這就是長孫無忌“固欲立晉王”的真實意圖。太 宗雖然看出李治的懦弱性格，對他並不很放心，因此特意為其留下一部《帝範》。然而，書中卻“無一言及此以警策之”。結果，僅僅永徽的6 年間，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便露出種種“弄權”的跡象，甚至不惜製造冤案。
永徽四年(653)，房遺愛、荊王李元景及吳王李恪等謀反。事發，遺愛被殺，元景、恪及高陽公主等均賜死。而吳王李恪之死，其實就是長孫無忌製造的一起冤案。
高宗與長孫無忌等元老派的矛盾在廢立皇後問題上尤為突出。結果，一向被認為懦弱的高宗卻不再向長孫無忌為代表的元老派退讓妥協，堅決廢掉王皇後，立武則天為 皇後，並且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貶黜出京城。最後，褚遂良病死於愛州（今越南清化）刺史任上，長孫無忌被迫自殺。在這件事情上，高宗可能由於被壓抑的太久 了，因而產生了逆反心理，所以才會對以自己親舅舅為首的元老派毫不留情地一網打盡。
高宗盡奪元老派之權後，在對外戰爭方麵也顯得很有作為。高宗時期東滅高麗和百濟,西敗西突厥。
永徽六年，高麗與百濟聯軍攻新羅，新羅遣使乞援於唐，高宗遂先後派兵出擊高麗和百濟。至龍朔三年(663)，唐大將劉仁軌大敗援助百濟的倭國軍於白江口，破百濟，其國王奔高麗。高宗平定高麗、百濟之後，盡收其地，設安東都護府於平壤。
永徽六年，唐遣程知節（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西擊沙缽羅可汗，從此連年用兵西域。程咬金因為“師次怛篤城，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遁。” “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坐討賀魯逗留，追賊不及，減死免官。”至顯慶二年(657)，唐大將蘇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缽羅奔石國(今前蘇聯烏茲別克塔什幹一 帶)，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次年，徙安西部護府於龜茲(今新疆庫車)。
擊敗西突厥後，高宗又與西南崛起的吐蕃為爭奪西域進行了幾十年的戰爭，至武則天時期才基本鞏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勢力。有唐一代的版圖，以高宗時為最大。
可見，唐高宗並不是一個懦弱無能之人，其在位時期的文治武功在唐代諸帝之中都是極其顯赫的，不亞於其父太宗。隻是由於高宗自幼體弱多病，所以才使得在他死後 政權逐漸落入武則天手中。高宗生前並非不知到武則天的權力欲野心，但是可能是因為他確實很愛武氏，所以不忍心廢掉武氏的皇後之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