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的縣委機關，即幸福路衙門口大院。其兩邊一邊是井福街、一邊為瑞蓮街，其中縣武裝部在瑞蓮街上。兩邊街上都有些居民住戶，有好幾個認識姑娘，還是我小學或中學時的同學。但她們從來不理會縣委上班的人，隻願意和武裝部的人說話談天。一位姓徐的姑娘人長得很漂亮，小學時低我兩個年級，這時在衙門口幸福路的小食店上班。我曾和她搭訕，但她回敬說你年齡好大啊！後來這位美女嫁了工人。
那時候流傳姑娘們找對象的標準：一官半職，二十多歲；三轉一響（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四肢發達；五官端正，六親不認；七十多元（指月工資），八麵靈瓏；酒煙不沾，十分可愛。除第六條之外，此標準也沒有什麼不對。當年隻有部隊連級幹部能夠達到，排級幹部相差不遠。地方幹部和教師根本就不沾邊，沒有在姑娘們的視線之內。退一步說找不到連排級軍官，姑娘們也寧願嫁工廠的工人。
筆者年輕時在縣委機關做打字員8年，剛好是改革開放前的1971年到1978年。1971年到機關後我當過半年交通員，即改行做打字員晚上肯定要加班，常常是通宵達旦加班打字。這時候的補助隻有2兩糧票，和人民幣0.15元錢，隻能吃碗麵條或兩個小饅頭。據說這是國家政策！那些年我常常想，這國家標準是如何確定的？後來在書上看到，澤東等中央領導，軍隊負責人開會，晚上加餐也隻能一碗2兩的麵條。這標準是毛親自定的，他還說不能讓這些人吃飽了！
耀邦同誌任總書記的時候，曾在講話中說過：解放後主席的神經越來越緊張，神經緊張的人決策肯定要出問題。《黃在誠回憶錄》中也講：“主席為人民的事業是緊張操心了一輩子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就苦心焦慮、經常晝夜不眠地考慮問題。五八年我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雖然隻有六十多歲，但腦子已經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了，就要出亂子，我現在也有這個體會，腦子一緊張，說話就沒有分寸了。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是完美的大革命家。”
那麼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其他階層的日子又怎麼樣呢？下麵選主要列舉如下：
首先關於部隊：湔江堰市有位名叫鍾正良同誌，曾在中南海為主席站崗。聽鍾講主席居家的菊香書屋，還有附近相關範圍，由一中隊負責警衛。主席身邊還有李銀橋為衛士長的衛士班，菊香書屋宅院內的保衛由他們負責。主席家突擊性的衛生，也由一中隊負責打掃。下麵的文字是摘錄於網絡作品《見聞拾錄1都江堰市的在領袖身邊工作過的人》。
“我於1961年6月~1963年5月，曾在中央警衛團中南海幹部大隊一中隊，從事警衛工作——為主席站崗。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間正是國家的困難時期，我們一中隊也像連隊一樣有個食堂。隊員人均定量40斤但大米很少，一般是玉米、小米、麥麵、紅苕片等，由於油暈（肉類）少應該說不大吃得飽。我們隊員是幹部待遇一個月幾十元錢，自己掏錢買飯票憑票進餐，每月都要計劃好不能吃來吊起。北京人憑號票購香煙，我們也月供兩包煙。
“主席的生活和我們差不多，也是清湯寡水的。給主席做飯送飯的人姓崔大家都叫他小崔，我常常在哨位上看到，小崔送飯從我麵前經過。所以主席吃些什麼我也知道，經常是一些玉米麵窩窩頭，玉米麵和大米混蒸的“金裹銀”，小麥麵饅頭、小米稀飯等。菜也隻是些炒蔬菜、煮蘿卜、煎辣椒一類的。那一段時間主席有大半年、好幾個月沒吃肉不見油暈。有衛士回憶錄講主席也得過腫病，外事活動的時候腳穿不進皮鞋，總之和全國人民一道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
另外工人、農民、幹部的生活，可以用當年社會流行的俗語慨括。工人“隻供自己一個人”，農民“黃皮刮瘦好社員”，幹部“幹白水蘿卜”。總之在占世界1%經濟總量之內，占世界1/4或1/5的中國人，沒有那個階層能夠過好！是雷鋒精神鼓勵全體人民，度過那些年的困難時期。
當年不時有專家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說糧食的卡裏路含量多少，人的身體一天需要量多少。專家們的結論：每天幾兩糧食即能滿足需求。現在回過頭看這些所謂專家，很難說沒有敵對勢力的背景。革命老前輩李富春同誌，在革命戰爭中長期主管後勤。據他的回憶錄部隊指戰員，要每天2斤糧食才能作戰！1975年小平同誌要求家鄉廣安，人均分糧600斤就回去看他們。應該說這600斤的數據，也是長期革命戰爭中得來。一年365天，如果說每天兩斤，全年大概應該600斤。
時間進入2000年後，人們好象把公務員和貪汙腐化聯係在一起。實際上絕大多數國家工作人員，都是靠工資和獎金養家糊口，過自己的小生活。20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筆者親眼所見，一般幹部貪不到汙，縣級中、上層幹部也少有機會。湔縣一位姓馬的縣長，在群眾中很威信，但他的大兒女沒有工作。同級領導評論他性質硬，相關局不給他女兒安工作，他就是不去找人求情。我曾聽馬縣長說過，下麵有請吃他常常不敢去為什麼呢？因為如果吃了不一定能夠給別人解決問題。住機關宿舍的時候，和筆者同院落居家的，有一位中層領導。他當縣委辦副主任的時候，春節並無人登門拜訪。後來當上正而把經的常委、部長，春節期間才有人上門送禮。（文廟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