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奧耐心地傾聽著，神父對戰爭殘酷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單調又沉悶。好幾次他很想打斷神父，追問最終的結局，但隨後他又重新在沙地上坐正，做三兩次的深呼吸振作起精神，然後繼續聽他講下去。
石堡中黑極了，隻有一小團篝火，幾乎分不清外麵是白天還是夜晚，隻有巨大風暴的聲音依舊如故。但這卻使人很容易被神父所講述的故事帶入到那個令人心驚的年代。
“依我看，您真是個不幸的人，可這跟我們看到的那些遊蕩的‘鬼’又有什麼相幹呢？”丹尼爾轉動著野獸般的眼睛，他把槍支在身旁，用盛罐頭的鐵盒再煮了些肉湯。
“哦，在這裏，就是拉佐城市靠近大海的地方，明白嗎？他們是不死的靈魂。是我讓他們變成了那個樣子，每當我熟睡時，他們的眼睛總是盯著我。那是一種奇特的眼光。就是他們，他們認識我。”
“可是神父，在你精神恍惚的時候，口中反複叨念的字眼——哈勒，哈勒......是什麼意思呢？是人名，還是地名呢？”裏奧急於打開心中的疑團。
神父往火堆邊又靠了靠，喝光了肉湯，搓著兩隻手又開始了他的述說：
我們遭到了重創，在克裏特島上展開了反複的拉鋸戰。那場戰役一直進行了兩個星期，德國最終獲得了勝利，但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所在的第7空降師的傘兵精銳幾乎損失怠盡。我因為負傷較早，僥幸躲過了那場災難，並被授予帶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但在那以後，德國再也無力組織大規模突擊作戰，再加上飛機的缺乏，德軍已經全麵轉入防禦，以進攻為主的空降兵逐漸失去作用。
根據特別任命，我成為空軍第5飛行團代理團長，並晉升為中校。我受命指揮一支由空軍第5航空營的一部分、一個營的滑翔機和一些轟炸機及一些支援單位組成的混編部隊，這支部隊以我的名字被命名為“恩特飛行團”並且參加了東線的一些最殘酷、最絕望的戰鬥。
1941年底，德國軍隊在莫斯科會戰中遭到慘敗；同一年的冬天，百萬德軍又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陷入被動。麵對些壞消息，希特勒和他的總參謀部一籌莫展。黨衛軍頭子希姆萊也在為如何擺脫軍事上的被動冥思苦想。甚至有謠言說他曾經組織江湖術士通過在大西洋地圖上懸掛吊錘的荒唐辦法，來尋找盟軍艦隊。
1943年，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敗北，軍隊裏的氣氛一天比一天緊張。從那年6月開始，地中海交通線上的戰爭升級了。盟軍開始出動4000架飛機對西西裏島上的機場和設施進行了晝夜轟炸。很快，盟軍取得了西西裏島及意大利南部的製空權。
根據海軍情報部門得到的消息，柏林對盟軍可能登陸的地點做出了錯誤的判斷，把德軍主力調往撒丁島。在我們抵達的時候，防禦撒丁島的意大利第3集團軍已轄有6個意大利師和2個德國裝甲師，兵力超過15萬人，由意軍將領古佐尼指揮。
我們隨同意大利空軍的900架飛機撤到了撒丁島。
我們的飛機駐守在阿蘭奇灣的空軍基地，我成了那裏的最高指揮官。在抵達撒丁島的當天傍晚，我接到了緊急通知，隨後我乘專車來到了拉佐城，也就是在這裏，埋下了我噩夢的根源。
就在這裏，在拉佐城的市郊，駐有三個營的山地兵。軍隊駐紮在城市的北沿的丘陵地帶，再往北就是開闊的海岸線。沿著市區的邊緣是一大片森林，在那裏用多層鐵絲網嚴密封鎖。隻在北麵有一座大門，這是進出的唯一通道。大門由駐守黨衛軍的兩座了望台衛護，直通駐軍指揮所。
我看到幾個德國黨衛軍軍官站在指揮所的遮陽篷下麵，他們其中有一個站在高台上，觀察著我們幾個從車裏下來的人，臉上帶著一種睿智的笑容。我發現那是一個儀表堂堂、頗有魅力的男人，他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某個大學的教授。他穿著帶黑色和銀色黨衛軍徽飾的綠軍裝，非常合身，仿佛專為他定做的似的。右領上戴著部隊隊黨衛軍的兩道閃電的標誌。左領上的軍階表明他是上尉。
突然，所有的燈全亮了，接著指揮所的門被打開。高台上的男人快步走到我的麵前，啪地立正，唰地舉起右臂，掌心朝下，行舉手禮。
“元首萬歲！”那個人說，他的聲音高昂而友好。
那個人的身材高大，閃亮的金發，一雙神采熠熠的藍跟睛。他比我年輕許多，我同樣舉起自己的右手，“元首萬歲！”
後來我知道他曾是職業登山運動員；是一名出生在奧地利的鐵杆納粹分子，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納粹黨。1938年德奧合並後，他又加入黨衛軍。在一次瑞士舉行的登山比賽中，他一舉奪冠，充分展示了雅利安人的“優秀品質”，受到希特勒的親自接見並與其合影留念。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黨衛軍上尉海因裏希·哈勒。
在陸軍指揮所裏，我感到氣氛非同一般。我們在一間專用的密室裏坐了下來，隻剩下我們兩個人。坐在我對麵的陸軍上尉海因裏希·哈勒，希姆萊身邊的親信。這時是戰局最緊張的時候，雖然我的軍階略大於他，但還是對我形成了威懾。如此隱密的單獨會談，讓我懷疑這與在東方戰線上的節節失利有關。顯然我沒有猜錯，然而卻還是出於我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