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嶽派的領袖，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正坐書房裏一張胡桃木製成的桌子上辦公。說是辦公，其實在思考，因為他右手托著下巴，眼神裏充滿了遐想與疑惑。按照他自己的話說，是精神層麵的深刻探索，是對法蘭西前途命運的反省。與其他人不一樣，其間從不涉及到對私利的追求，這或許是他最偉大的人格魅力，可惜也是他最主要的致命傷。
對外戰爭是暫時結束了，可內部矛盾卻更加突出。貧民黨人鼓動的巴黎市民每日在市區的各個廣場****，歡呼與講演充斥著偉大的革命聖地，還有自己的耳膜。他們不僅要歡慶戰爭勝利，更是在向國民公會，不，應該是說在向自己控製的公安委員會**，要求采取更加嚴厲的手段，無條件剝奪富人的一切財產並施舍給窮人，製造絕對意義上的公平與平等。
這可能嗎？根本不可能。羅伯斯比爾對自己的提問做出了堅決的回答。他明白埃貝爾及其盟友平等派，還有以前被鎮壓過的忿激派，在巴黎群眾中的聲望很高。但羅伯斯比爾更清楚在國民公會裏，占議會人數最多的平原黨人似乎在與把持議會“名義”領導權的寬容派接觸。這是個危險的信號，兩者結合起來就意味著議會在他們的控製之中。不過，從目前掌握的情報上，他們之間的對話隻是鬆散的，偶爾談論些共同感興趣話題，還沒有危及到革命的發展以及公安委員會的存在。
兩派結合點無非是減弱恐怖，要求各階層間的寬容與和解，並提高富人的政治與經濟地位，他們的立場與貧民黨人在觀點上是尖銳的對立。在貧民黨人獲得優勢的巴黎公社裏，兩派是被批鬥的對象；可在國民公會中，貧民黨人卻是嘲諷的好典型。也好，他們之間無休止的明爭暗鬥，倒也可以削弱各自的政治實力，好讓所謂的三巨頭們日子好過些。
“該死的，什麼時候起，連自己也承認有了三巨頭，不，不，不是三巨頭，那是堅定的革命派！製造這類謠言的家夥們真應當上斷頭台。”羅伯斯比爾急忙在內心糾正了剛才“錯誤”的說話，簡單整理後繼續自己的思路。
可以後呢，事情總是在不斷演化的，就如同自己與丹東的關係。想到這裏，羅伯斯比爾心裏一痛。丹東，我的同學、朋友加同誌，你現在豪華的別墅裏過得好嗎？或許你是幸福的，陪著自己的嬌妻，安逸地躲避在巴黎郊外，遠離這無比肮髒的政治旋渦。但我仍將鄙視你，因為你忘記了我們同學時代的誓言：以盧梭的精神挽救法國。你已經墮落了，可以安於享樂；而我卻在風尖浪口，頂著無數壓力，繼續貫徹著聖賢的思想。馬拉是人民之子；丹東是法國之子；而我將是革命之子。想到這裏，羅伯斯比爾的精神突然亢奮起來。
可沒過多久，他又陷入了迷茫。革命，多麼美妙而又血腥的詞語啊。革命，革誰的命？革命初期，是革貴族內閣的命；接下來就是對路易16及其王國整個貴族體係的革命；再是裴揚派等的保王黨人；共和第二年又開始了對聯邦派的吉倫特份子討伐；現在，革命的對象是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