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綁架(1 / 3)

老話常說,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我一直都在想,老是遇到這些問題的人真是幸福,他們有很多籃子,也有很多雞蛋。

我就從不想這樣的問題,因為我也有很多籃子,絕大多數時候卻隻有一個雞蛋。我常常為把那個碩果僅存的雞蛋放在哪個欲壑難填的籃子裏犯愁,有時甚至恨不得變成個魔術師,層出不窮地把雞蛋從漂亮的西服中順出來。

當然這也是個很悲觀的問題,因為我連套像樣的西服都沒有,要用我的那些衣服接二連三地把雞蛋變出來,這把戲我是注定玩不來,因為我的那些衣服是——唉,什麼年代置辦的,不說也罷!

籃子多而雞蛋少,所以我就使用齊人策略,有蛋就吃了,把蛋殼放到不同的籃子裏,而且絕不去解釋為什麼。生活中保持一定的沉默這一點很必要,因為大家會以為我也有很多蛋,至少認為我並不缺蛋吃。當然攤上現在這年頭,有人認為我這是行為藝術那也不奇怪——這和我的沉默就相得益彰了,還能提升檔次,何樂而不為呢!

在別人為那些哲人之蛋發愁的時候,我常常是找不到下蛋的雞而發愁,我就是這麼一個被時代所淘汰的人。我到哪裏總是一個旅行包,裏麵是我的全部家當,就是那些變不出雞蛋的衣服,和幾本連蛋殼也變不出來的不合時宜的書!我總覺得搬家是件奇怪的事,人們一邊強調不要追求身外之物,保持精神與物質之距離,一邊又大包小包地把物質拉近自己,好像它們會和自己百年好合似的。我的“奇怪”當然其實並不奇怪,隻不過是我的大腦不夠用而已。這一點我總是在到了一地重新置辦物件時才意識到,人都說自知難,這話不假。不過我的難並不是我無法認識自己,而是“自知”的時候手頭總是很緊,自知時很難!請我幫忙搬家的人都會說我適合搞社會主義:多快好省!不過事後他們大多叫苦不迭,悔綠了腸子。

我個頭不算很高,容貌也不出眾,老是有人說曾經在哪裏見過我,甚至有人驚呼似曾相識,經曆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

如果你長了一副賤民相,丟在人堆裏非請出家父家母就找不出來,找到了也不敢被確認,那是很容易惹人疑惑的。如果你還比較隨和一點,沒有架子,讓人第一次和你見麵不覺得拘束,那他認為你是個老朋友確實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說到底,誰讓咱中國人這麼多,形形**的都有太多重複的呢!

在北京打工的時候,我一去就給公司幹了好幾樣活,老板給我起了個外號:萬金油!他本來的意思是我什麼都可以幹得來。我想大家都知道漢語對萬金油的延伸,意思是遇什麼事都可以上去糊弄一下,但什麼用也不中。我不同意這個評價,因為我的專長和我所做的工作都不是和稀泥,我指出老板用詞不當,但是這無法改變這個小學沒畢業的研究生老板對我的評語。我呆了幾個月後,老板幹脆叫我“小萬”,後來為了顯示他親近手下人又把我變成“老萬”了,還逢人就得意地把我拉出來炫耀自己貼標簽的功力,好象我是他櫃台裏的展品。

我很鬱悶,覺得自己像是被封進了罐頭裏的魚,標簽上卻寫著“什錦”。呆在那裏很不得誌,我就辭了職,老板這時很惋惜地說:“失去了才知道可憐——哦,不是,是可惜!老萬哪,其實今天我才知道,你不是老萬,也不是小萬,你是大腕哪!”他的話我隻同意一半:我不是老萬,也不是小萬。我對他說我也不是大腕,我叫小田,就背著我的小包再次流浪了!

我接下來找的工作有一個很舒心的環境,我幹得也不錯,得到了老板的賞識,用他充滿**意味的話說就是“狠狠地欣賞著”我。老板長著一副很討女人喜歡的臉,頸光衣靚,頭發梳的油光水滑,用我們員工們的話說那就是蒼蠅拄拐棍都爬不上去。他沒事就請我們這幫手下去吃飯唱歌什麼的,工資從不壓月,都是每月十號前發,從不拖欠。他會和男人談布蘭妮、希爾頓,和女孩也會大談國內的阿湯哥和國外的阿湯哥的帥點。除了錢總往女人身上糟踐之外,老板還是個不錯的人,至少他沒和老婆提離婚的事,要知道他設施高檔的辦公室都成了他的第二戰場了,以致我們員工對他辦公室一致的評價是:“劣跡”斑斑,滿目瘡痍!當然,我認為他不錯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從不給我胡亂起外號。我在那裏幹得挺開心,也很賣力,但是,就在我即將被提拔的前一個月,我被老板娘開除了。這事我一想起來就覺得窩火,說起來也有點費勁,但是還是要解釋一下,免得在我的簡曆中留下汙點。

事情是這樣的:老板讓我在他的筆記本電腦上裝上攝像軟件——也不知是被哪股邪火燒的。我替他裝好了,告訴他初始密碼,並囑咐他要更改密碼,他滿口答應了,那一個星期他都很開心地讓所有員工提前下班。這本來是個簡單不過的事——監督員工是很多老板的癖好,所以誰也沒多想什麼,每天就高高興興地早早回去了。結果下周一我們上班的時候發現老板娘竟然大駕蒞臨指導。老板娘身高臂長,讓我輩高山仰止,如果砍去一半體重那絕對是打籃球的好材料,屬於讓人過目不忘的那一類型。透過人縫我看見辦公室一片狼籍,蓬壁生灰,老板娘把人撥拉來撥拉去找著什麼。我心裏隱隱就有不祥的預感,轉身就想開溜,但是被老板娘一眼就紮上了。一見到我進門,她雙臂一振,我的麵前豁然開朗。老板娘三步兩跳就衝過來,讓我疑心她搞過跳遠。她一把就揪住我的衣領狠狠地往上提,那架勢如果沒有天花板,她會把我提到上帝那裏接受審判去。那一會無法腳踏實地讓我很不踏實,心如鹿撞,像是被一個力大無窮的新娘當眾抱上馬的新郎,又羞澀又恐懼。老板娘死活要我說出攝像軟件密碼打開攝像紀錄,我本想說密碼已經被老板改了,但是一見老板那哀求的恐怖眼神和讓人眼饞的醬牛肉臉,就知道大事不妙——他沒改密碼,也沒像我們所設想的那樣是為了監視員工。

我相信報應,我覺得老板和他老婆回家後將會上演的全武行是一種報應,是對他的必要懲罰,也是他們所需要的,所以這密碼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好在那時我雖然頭頂著天花板,但是腦漿沒頂,就艱難地說密碼很長,我記不得了,是在安裝盤上。老板娘惡狠狠地盯了我好一會才把我放下,吼道:“去找!”我狂喘了幾口氣才緩過來,打開辦公桌抽屜,拿出一張盤,老板娘刀子般的眼神一直頂著我。我把光盤放進光驅的時候,老板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活像個饑不擇食的**狂,他用變了調的顫巍巍的嗓音問道:“你沒記錯吧?”我對他說放心,就是這一張,他才很不情願地鬆了手。這時老板娘正在翻我的抽屜,等她發現我拿錯盤的時候我已經把光盤放進去了。她拿著真盤憤怒地朝我衝過來,但是老板比她快了一步,他放開我的手抓過鼠標衝著光驅裏的文件一通狂點。

——那是張病毒標本盤,等老板娘跑過來時,可憐的高性能電腦當場就黑著臉光榮犧牲了!

老板娘氣得七竅生煙,老板還在不知死活地裝模作樣:“那誰,去查查怎麼停電了?”

那誰還沒去查,老板娘已經查出我的陰謀了,她下山猛虎般跳到我跟前,指著我的鼻子,渾身直哆嗦一時說不出話來。老板怕她吃了我,忙樂顛顛地跑來拉她說:“別和他一般見識,他們隻會搞鬼!”老板娘一轉身,結結實實地一掌削在他腦門上,把他打得連轉了兩個圈才麵對著牆站住,耐心地數著星星。老板娘跑到我的辦公桌邊,把我抽屜一把拖出來,摜在地上, “你,被開除了,你們都給我滾蛋!”她咆哮著,怎麼聽那聲音都不像是人發出來的。她雙臂伸展那叫一個金蛇狂舞,抓著什麼就亂扔起來,一時間雞飛狗跳人仰馬翻,一屋子十幾個人像見了進圈餓狼的小綿羊一樣,屁滾尿流忙不擇路地抱頭鼠竄。

我就這樣被開除了,那台無辜的電腦則遭到滅頂之災,首先是我的病毒毀了160G的硬盤,然後據說老板娘抱起老板那張“劣跡斑斑”的桌子砸毀了液晶顯示器和主機,最後的結果是老板把攝像頭和鍵盤鼠標砸得稀爛以明心誌——我希望他是真的變好了!

我的生活在多次的求職、工作失利後停了下來,就像一條沒有到達目的地的船在荒灘上擱淺,我加入了失業大軍,和下崗工人們一道削尖了頭尋找著大錢的來路,個中滋味一言難盡,情緒當然也很低落。在我坐吃山空的這一段時間當中,那個飽受老婆老拳的老板找過我幾次,每次臉上都掛著花,鼻青臉腫,淚光瑩然,最後一次好點,但也有兩張創可貼。他說自己已經離婚了,他要拉我去另一個城市,“尋找新的快樂人生”。

我對他想說的是“新的人生”還是“新的女人”這一點很疑惑,而且從別人在他臉上的創作上看得出,對他而言不管是“新的人生”還是“新的女人”其實都意味著新的傷口。我不需要新的傷口,我有個很大的傷口,大到幾乎就是我本身,這傷口必須靠一整個人來填補,而能夠填補它的人卻不在了。從那個人離開後,我想我在哪裏應該都是一樣,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會是特別快樂的,就像沒有什麼是特別痛苦的。哀莫大於心死,我的這個傷口名字就叫心死。

我的最後一任老板姓王,他從我這裏絕望而去的時候,曾經不無感傷地呼籲:“小田,別忘了王哥呀!”我想這哪裏是去“尋找新的快樂人生”,分明就是上刑場嘛!不過我倒確實不會忘記他,因為他為要挾我和他私奔,壓下我半個月工資沒給。但這事也怪我,那次他來,我知道他要去外地了,沒忍心提。

人生有太多不如意,也有太多想不到,有時一件不經意的的事,會在以後留下永難彌補的遺憾甚至巨大傷痛,當然有時也會創造出無與倫比的機遇。我不相信性格決定命運,性格隻能決定一些小事,而命運是個很大的人生命題。對每個人的結局而言,性格誠然是內因,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無法預見的外在環境中,時刻都在發生著你無法預料的事情,你沒法想到你的下一秒會發生什麼。所謂性格決定命運,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在命運向你揭示它的真容時,你對待它的態度。而這,往往於事無補。

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中,也許有些人一輩子都說不清,也許有的人天花亂墜地說起一通,可是總會有人說的和他說的不一樣。問題出在哪裏?中國太大了,我們的社會分工太複雜了,層次多而且每一層都有著形形**的群體,實現著不同的功能,相互聯係著、配合著、攻擊著、牽扯著。讀過《古拉格群島》這部小說的人,都會為作者描述的古拉格群島這個特殊社會角落而驚奇甚至受到驚嚇。我想說的是,社會上確實有一些地方是你想像不到的,國家也確實有一些部門是我們普通民眾無法接觸到的,有時候我們不敢相信那些突然發生的事情,不敢相信某個特殊機構的存在——我們連那樣奇怪的名稱都沒聽過,但是它們確實不為大多數人知的存在著。

2001年2月17日淩晨大約四點半的時候,我剛剛躺到床上不到一個小時,睡得正香,有兩個人把我從床上提了起來。我被那兩個人拽起來的時候,那樣子一定很可憐,我的大腦處於停頓狀態,根本無法想到向另一個房間的朋友阿抗求救,也無法去思考來的是什麼人、怎麼打開鎖的、要對我做什麼。由於極度的疲倦,我對他們向我說的話沒有什麼反應——其實根本就沒聽清,甚至在他們給我穿衣服時我也僅僅像個洋娃娃一樣聽之任之,我記得那時我隻是艱難地嘟囔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