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核桃樹下的王蒙 閑話林斤瀾
林斤瀾先生，虛歲八十了，無論言談話語，舉手投足，真不像，說六十，不管別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先生生於浙江溫州，這些年來溫州以經商聞名於世。先生雖然隔三差五地回故鄉看看，卻沒有沾染上絲毫商人氣息，依然躍動著一顆赤子之心，甘於清苦寂寞，癡戀著文學。
先生清楚地記得，抗戰初年他離開故鄉，參加新四軍，在劇團裏宣傳抗日，由此以為自己該走戲劇這條路。1950年，創作出話劇《祖國在召喚》，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這是先生第一篇文學作品，藉此調入北京人藝任編劇，旋即又調北京文聯創聯部工作，至20世紀60年代，終於成為專業作家，直至今天。所以，他的生活天地，一是故鄉，一是北京。故鄉是童年的記憶了，而北京卻是他生活、工作、娶妻生子、事業有成之地。當然，也未能逃脫曆次運動與“十年浩劫”，所慶幸者，先生未被打成右派未做階下之囚，隻是在“文革”中，文聯撤銷，謝富治搞所謂幹部插隊，他被下放郊區勞動，其地點恰是我的家鄉平穀。以此論來，我與林老稱得上半個老鄉了。先生回顧山裏勞動情景，七二年大旱，百年不遇，挑水點種，山坡地，石厚土薄，水倒下去立馬就滲沒了。抗旱勞累，身體又不好，公社負責同誌照顧他，要他到公社編快報稿子。他微笑著說：“公社幹部村幹部對我不錯，不把我當黑幫看待。”言語間，一種感激、欣慰與知足。後來索性回城休養了，及至近三十年後，在北京見到我，對平穀還是念念不忘，記憶猶新。
一個人有自知之明很不容易。最初先生想搞戲劇，搞著搞著，就覺得自己秉性不合此道，慢慢改寫了小說，而且主要是短篇小說。真正形成自己的風格與特點，並產生廣泛影響，終成一代大家者，是20世紀80年代後所寫的“矮発橋係列”和“十年十癔係列”，這都是六十歲以後的作品。其創作高峰不應在晚年，怎奈中年不能寫，一去不複返的寶貴年華被“浩劫”了。 這些作品，題材多農村生活或知識分子心態。一個貫穿性的主題，就是人，人的價值。知識分子生活，自然取自京城；而農村生活，一是取自故鄉溫州，另一則取自京郊，誰知哪篇就源於平穀呢？隻有問先生自己了。而“係列小說”，把長短各異的故事串在一起，人物也不前後貫穿，先生認為，這個品種有靈活的好處，因“材”製宜，寫作中篇、短篇、小短篇都隨便，合起來又是一個大題目。“係列”的辦法，實是攻一點算一點，攻的點多了，或可想見大千世界。他這兩個“係列”，就是先生精心創造的兩個“大千世界”。著名作家王蒙曾寫到：“林斤瀾是一位有著獨特的藝術追求的短篇小說家，他的小說寫法，貶者或者以為失之雕琢，揚者則以為蒼勁奇詭，獨樹一幟如‘沉思的老樹的精靈……’除了繼續一貫講究謀篇布局煉字煉句的‘怪味’以外，難能可貴的是此四篇中新生活的清新空氣撲麵而來，刁鑽古怪之中洋溢著作家對於農村鄉鎮新麵貌、新進展的由衷喜悅之情，幾個人物和故事也各有特色。尤其是《溪鰻》，女店主溪鰻，寫得水靈靈、活脫脫，讀之有清水出芙蓉，天然成雕飾之感。”簡直讚譽有加了，我想先生是當得起這種讚譽的。正是他“一貫講究謀篇布局煉字煉句”所形成的“怪味”，才使他在中國當代文壇獨樹一幟，哪怕他從不曾扯旗樹幟。如果當初先生執迷於戲劇，而無自知之明，不改弦易轍，那就一定不是今天的先生了。
先生所寫，小說為主，散文與文論次之，綜觀幾十年近三百萬字創作，六卷文集，小說居三，散文占二，文論席一，可見大略。而散文為先生步入人生老境之作，人生感悟，童年憶舊，親情友情，自然名勝，終為大家手筆，多有佳篇妙文，如《春風》收入不同辭書選本。文論是先生“直感之言”，不同於理論家們的高深與宏論，或品名篇，或談文體，或議技巧，或述心得，完全是思之所至，筆之所至，古今中外，引經據典，名言俗語，隨手拈來，左右逢源，視若已出。先生曾道：一生奔波於戰爭年代，曆經曆次運動，萬裏路是行了，萬卷書卻未讀得。品味先生文論隨筆，才覺這是障眼謙辭，過去人說，大作家往往是大學問家，先生便是如此，而學問由思想所統帥，這一篇篇文論隨筆，同小說一樣，另鳴新聲，不拘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