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核桃樹下的王蒙 沈從文：一本耐人尋味的書
因做文物工作，便買了沈從文先生的《花花朵朵壇壇罐罐》一書。而知道沈從文，是由於平時我文學寫作與閱讀，很喜愛汪曾祺先生作品，汪先生在作品中多次寫到恩師沈先生，便愛屋及烏，尋根溯源了。
這本《花花朵朵壇壇罐罐》，並非先生代表作。若以新中國成立劃界，成立前，他是一位影響很大的文學家，其作品當以《邊城》、《湘行散記》為創作高峰，以至在他沉寂多年，“文革”結束後，中國文壇再次掀起“沈從文熱”，甚至有“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之說。而新中國成立後，他一心置身文物堆中，甘於寂寞，埋頭研究文物，竟一躍成為文物專家，那本受周恩來總理囑托而精心編著的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服飾研究方麵的扛鼎之作。
翻閱《花花朵朵壇壇罐罐》，是先生文物與藝術研究的文集，或談銅鏡，或談瓷器，或談花邊，或談織錦，或談穿著……讀先生的研究文論，非同一般專家的學術著作，絕沒有刻意的艱深與古板，終究先生是從文學領域破門而出的，恰如汪先生所言，將“抒情氣質和科學條理完美的結合起來”，縝密中自然透著生動了。甚至覺得，那每一篇文章，就是一篇絕妙的文化隨筆或小品，如寫“跑馬節，是在雲南昆明附近鄉下跑馬山下舉行的……來自四鄉載運燒酒的馬馱子，多把酒壇連馱架就地卸下，站在一旁招徠主顧，並且用小竹筒不住地舀酒請人品嚐。有些上點年紀的人，閱兵點將一般，到處走去，點點頭又搖搖頭，平時若酒量不大，繞場一周，也就不免給那噴鼻濃香酒味熏得搖搖晃晃有個三分醉意了。”先生之作，文采與文論融為一體，別具一格。他自己嚐道：“這份工作和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或仍有相通處，”自泄天機，起碼文筆無疑具有文學根基了。
先生的文章,常從大處著眼，將一具體事物總放到曆史與環境的大背景中，如“中國海岸線長，江河湖泊多，魚類品種格外豐富。因此人民采用魚形作藝術裝飾圖案，曆史也相當悠久。”接著便娓娓而談魚的圖案藝術。研究中他提出文史必須結合文物，以文物證實文史，而不能光埋在文獻堆中尋章摘句。當然，他在文中麵對文物，又是由古及今，引經據典，大雅之言，鄉俗之語，根根卯卯，枝枝杈杈，從頭到尾地說個明白，有時一文裏竟引用幾十部典籍。我學也孤陋，可以說，好多典籍不但未曾看過，而且根本未曾聞說。真慨歎先生才學，什麼事隻要到他筆下，定是舉重若輕，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得心應手，隨手拈來，興味盎然，讓我輩很難望其項背，隻能望塵莫及，仰之彌高，自愧汗顏！先生平日輕聲細語，一副笑容，但對學術之爭，卻敢於質疑，勇於直諫，通過實物，舉證論理，令人不能不信服，不能不心悅誠服！
先生是湖南鳳凰人，自稱是從一個地圖上不常見的最小的地方來的，這地方就是漢代五溪蠻所在的地方，再“小”再“蠻”，也因他而大得天下誰人不知，何人不曉？以至成了一座曆史文化名城。其實他僅小學畢業，對外總講“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當過兵，二十歲闖到北京，連標點符號都識別不好，竟開始了自學寫作，二十多年間，寫了四十多本小說和散文，奠定了現代文學史的不朽地位。其間，先後進人青島大學、西南聯大乃至北京大學任教。他樹立了一座文學的豐碑。但是，他後來改行了，到底為什麼改行，個中緣由很難說清，連最了解他的得意門生汪先生都稱之為“謎”。無論如何，他用後半生心血，又在文物研究領域築造了一座巍峨的豐碑！可以說，無論文學創作，還是文物研究，先生都是出於對中華民族悠久曆史和深遠文化的摯愛。當然，置身於文物，不可能徹底忘懷苦心經營了半生的文學，連毛澤東主席接見他時，也勉勵他“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他雖是感激得眼睛發潮，心裏也時常藕斷絲連，而最終卻沒有“連”，當是文學的遺憾了。不過，他沒有讓才學付之流水，前後半生生命一樣的光照日月！
在先生八十六歲高齡，人生旅程即將走到盡頭時，他說 “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寫了幾本書有什麼了不起? 何況總的說來，因各種理由，我還不算畢業，哪值得誇張! 我現在盡量做到不為外人所知，而達到忘我境界。”先生可以忘我，世人卻不會忘記，如我，於寫作，要拜讀先生的文學作品；於工作，先生的《花花朵朵壇壇罐罐》這本“小書”，也會常擺案頭，時時“就教”先生的。因為先生的學問，先生的人格，盡現書中，堪為師表！這終究是一本耐人尋味的書，其實先生的一生何嚐不耐人尋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