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藝創作是人類充滿智慧的一種創造活動。人類為什麼進行文藝創作？這就要追究到創作動機。按照文藝心理學理論的說法，創作動機是指推動創作主體進行創作以達到一定目的的驅動力量。在創作過程中創作動機貫穿始終，它既是創作的源起，規定和導引著創作的方向；也是創作的終結，促使創作達到預期的目的。正因為有了創作動機，才有了創作行為以及文藝作品的產生。創作動機是人類多種行為動機中的一種形態。它是一個包蘊著多層意義和多種作用的複合體。它起碼包含這樣幾層意思：“1.創作動機是一種內部刺激，它來自於作家的某種需要，是作家進行創作的直接原因。2.創作動機為作家提出創作目標和目的意圖。3.創作動機為作家提供持續不斷的情感力量。4.創作動機使作家明確自己行為的意義，並驅使著作家將其實現和完成。”蔡毅：《論文學創作動機的構成及其特性》，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由於創作動機對於創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對創作動機的研究至關重要。但迄今為止，尚未見到一部係統研究創作動機的專著，隻有一些散見的文章。所以，我們要對創作動機進行更加深入和係統的研究。目前，國內外關於創作動機的理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所以我們有必要先將國內外曆來對創作動機的研究進行爬梳和歸納。這對創作動機的研究，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一、中外研究創作動機理論的回顧人類對創作動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中國先秦和西方古希臘時期。古希臘人認為創作動機產生於模仿，而先秦時期的中國人認為是情感和意誌（情與理）的驅動才會有創作動機的產生。這些都是古人對創作動機一種猜測性的理論表述。隨著西方心理學研究的興起，許多心理學派試圖從實驗科學的角度對創作動機的產生進行準確的探求和定位。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華生的行為主義學派、馬斯洛人本主義心理學（這三大心理學派被當代西方心理學界稱為第一思潮、第二思潮、第三思潮）以及格式塔心理學等學派都不同程度地探究到創作動機觸發、產生的深層心理機製。這些學派對創作動機的研究，大都是對整體“動機”，即人類行為的一般性動機的研究，而不是專門對文藝創作動機的研究，就是說研究的是一般心理學，而不是文藝心理學。但這畢竟較之那種外在的推測性的主觀臆想要準確得多。此後用心理學的原理來解釋和揭示藝術創作活動的著作連續不斷地湧現，諸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S·阿瑞提的《創造的秘密》，蘇珊·朗格的《情感與形式》、《藝術問題》，道夫·阿恩海姆的《藝術與視知覺》、《視覺思維——審美直覺心理學》，喬治·桑塔耶納《美感》等。這些書籍雖然對文藝心理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和探究，也對創作動機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有所涉及，尤其是S·阿瑞提的《創造的秘密》對創作動機有了較為新穎、深刻的理論闡述，但它們畢竟不是專門研究創作動機的著述。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梳理出先哲們對創作動機理論研究的軌跡。（一）國內對創作動機的研究中國古典文藝理論中對創作動機的產生多有論述，諸如緣情說、言誌說、物感說、頓悟說、興會說等等。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種：1．緣情說早在《樂記·樂本篇》中就這樣說過：“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7頁。《毛詩序》中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毛詩序》，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頁。這裏所說的“情動”、“心動”，都是說由於情感的催動而產生了創作動機。而“永歌之”則是在創作動機的驅動下有了一定的表現形式。這些對情感重要性的認識，為揭示創作動機的產生和文藝創作的本質特點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後來陸機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而綺靡”。陸機：《文賦》，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頁。“詩緣情”認定了情感對創作動機的重要作用，它不僅準確地揭示了創作動機發生的心理特征，也深入地探究了文藝創作的內在規律，確立了創作主體之情在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闡釋的“五情發而為辭章”、“情者文之經”、“為情而造文”，劉勰：《文心雕龍·情采》，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頁。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說的“詩者，吟詠情性也”，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頁。都認為詩文是表現情性的，情感的蘊蓄和宣泄是創作動機產生的原因。創作動機是創作主體在生活實踐中對自然、人生進行獨特深厚情感體驗的結果。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曾用“神用象通、情變所孕”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頁。來揭示創作動機的產生，認為創作的動因是由於創作主體的精神受到客觀物象的刺激而產生情感心緒的變化，情感滲進物象的內部，主客體雙向交流、異體同構，而後孕育出作品的胚胎。他在《文心雕龍·體性》中進一步闡發了“情本說”的觀點：“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劉勰：《文心雕龍·體性》，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3頁。正是由於創作主體有蓄之於內的情誌的抒發，才有了表現在外的藝術作品的產生。接著他又說道：“氣以實誌，誌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創作主體的精神氣質決定著他的創作動機，創作動機決定著作品的語言格調以及風格狀貌。他還指出了情誌、氣質是統製創作動機產生的關鍵：“神居胸臆，而誌氣統其關鍵。”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3頁。李贄在《雜說》中說得更為形象：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李贄：《雜說》，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頁。2.物感說物感說（或曰感物說，心物交融說）強調了客觀外界事物對創作主體審美心理的刺激作用。外界客體觸動、引發了創作主體的審美情感，因而促使創作動機的產生。關於這種心與物的關係，早在《樂記》中就著重強調了“物”對“心”的觸發和激發作用，而荀子則強調了“心”的主觀能動性與“物”的客觀製約性的辯證關係。後人對這種觀點有了進一步的明示。如陸機在《文賦》中說：“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誌眇眇而臨雲。”陸機：《文賦》，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頁。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講得較為具體：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蕙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誌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頁。這都是說明由於外界的物的刺激，打破了主體內心世界的平衡，使其氣性情感發泄，形成創作動機，並用一定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在這裏，劉勰一方麵強調了物對情的引發作用：“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另一方麵也突出了物、情、辭的渾然契合的關係：“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正是通過這種物我交融的關係，最終達到“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頁。的境界，創作出“情貌無遺”的作品來。鍾嶸在《詩品序》中也較為詳盡地闡釋了這種說法：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性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鍾嶸：《詩品序》，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309頁。四季風光的更替變化，社會生活中的悲歡離合，個人生活的浮沉得失，都可以成為文學的表現對象。這是因為它們“感蕩性靈”，刺激了創作主體的心靈，釀就了個體生命的苦樂悲歡，使創作主體的心理失衡。隻有通過創作美和欣賞美，才能夠“窮賤易安，幽居靡悶”，平複缺失的情感。這些說法將“物感”與“心動”較為和諧地構建在一起，對創作動機的產生作出了正確的揭示。3.苦悶說這種說法認為創作動機產生的緣由是創作主體鬱積了大量的苦悶，無處抒泄，隻得憑借創作來發泄。如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他認為聖賢的寫作“皆意有所鬱積”，所以其作品是“發憤之所為作”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頁。他在闡釋屈原創作《離騷》的動機時這樣寫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司馬遷：《史記·屈原傳》，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頁。劉勰認為，“蓋風雅之興，誌思蓄憤，而吟詠性情，以諷其上”劉勰：《文心雕龍·情采》，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頁。詩人在生活中蓄積了不平之氣，於是發而為詩，以諷刺當權者。陸機稱自己的寫作是“悲緣情以自誘”，劉勰認為《詩經》的創作是“誌思蓄憤”。這些都直接繼承了司馬遷的“發奮著書”說。韓愈則說得較為生動：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韓愈：《送孟東野序》，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版，第125頁。歐陽修也認為：“失誌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44，中華書局2001年版。白居易說得更為具體：參曆覽古今歌詩，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須及鮑謝之徒，迄於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巨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戌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古今，計八九焉。白居易：《序洛詩》，《白居易集》卷70，中華書局1979年版。明代王世貞曾用“文章十命”來概括苦悶的形成和著書的原因：“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堰蹇；五曰流貶；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十曰惡疾。”丁福保輯：《曆代詩話續編》中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80頁。可見，這種由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中的窮困、肉體的折磨而形成的苦悶是產生創作動機的緣由。創作主體憑借詩文“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近人王鍾麒在《中國曆代小說史論》中將中國小說的精神歸之為發憤著書，即所謂“一曰：憤政治之壓製”，“二曰：痛社會之混濁”，“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王鍾麒：《中國曆代小說史論》，《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4-36頁。由此所產生的苦悶是創作動機產生的主要緣由。這種“發憤著書”說與“不平則鳴”說是中國古代文論中對創作動機緣發苦悶的兩個主要論斷。4.言誌說言誌說最早見諸文字的是中國的古代典籍《尚書·堯典》，其中說：“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尚書·堯典》，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這段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言誌”的理論。這裏的“誌”可以看作是詩人的誌向，在這誌向裏邊也包含著詩人的創作動機。莊子在《天下》篇中也說：“詩以道誌。”對“言誌說”理論具有奠基意義的是漢代的《毛詩序》。它在總結前人“言誌說”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詩者，誌之所以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毛詩序》，見郭紹虞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第一冊，[JP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頁。並將“言誌”和“抒情”結合起來，給言誌說增添了新的內涵。在這段論述中，道出了創作動機的形成過程：由於情感的驅動而形成誌，然後用語言表達出來。後來的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則進一步闡釋了這種觀點：“《書曰》：‘詩言誌，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班固：《漢書·藝文誌》，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08頁。這樣，情→誌→言，就形成了創作動機發生和表現的連續性的環節。此外還有一些說法，不過，實質上都是圍繞外物和內心的衝突、激變，最後達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