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誌:逃亡途中人性回歸(1 / 1)

安立誌:逃亡途中人性回歸

有的人一當官,就滋生了“官性”,失去了“人性”。及至摘掉官帽,“官性”才會慢慢衰減,“人性”才會逐漸回歸。唐玄宗李隆基是最大的官,他既是盛唐的開創者,也是盛唐的毀滅者,實現“開元之治”的是他,導致“安史之亂”的也是他。在他身上,先後出現了英明與昏庸、勤勉與怠惰、儉樸與奢侈的不同特質。在其執政後期,由於承平日久,整天坐在大明宮內,泡在華清池裏,李隆基身上隻剩下“官性”或曰“皇性”,早就沒有了“人性”。

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六月,安祿山叛軍攻占潼關,進逼長安。年逾古稀的李隆基,未及通知朝中百官,撇下外出的嬪妃、公主、皇孫,於十三日淩晨,帶著楊貴妃姐妹、部分皇親國戚、朝廷近臣及親信宦官,在幾千禁軍護衛下,打開禁苑西門——延秋門,倉皇逃亡了。

這個年邁的皇帝,危急之際,曾經的良知似乎蘇醒了。逃亡途中,楊國忠要焚毀國庫,李隆基製止道:“賊軍來後得不到,必然加重對百姓的搜刮,不如給他,以免加重百姓的困境。”(“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楊國忠要過河燒橋,李隆基責備道:“士庶(官民)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要高力士把火撲滅再趕上隊伍(《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逃亡中的李隆基,殘存的人性如螢火寒星,散發出可憐的微光。一行人蹣跚行至鹹陽附近,向來養尊處優的公主、皇孫們,饑渴難耐,李隆基隻得親自找到百姓門上討飯吃:“卿家有飯否,不擇精粗,但且將來。”(《天寶亂離記》)百姓還是通情達理的,一看他們的領袖淪落到如此地步,於是“爭獻糲飯,雜以麥豆”。這些平日吃膩了珍饈佳肴、山珍海味的皇孫們,此時才體會到什麼是饑餓,“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以一人治天下”的製度,通常也“以天下奉一人”。從來不曾嚐過艱辛的李隆基,此時的舉動著實令人動容。他吩咐從人給百姓付了飯錢,並表示感謝與慰問(《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

此時,一位名叫郭從謹的老人主動向玄宗進言,核心思想是,皇上聽不到真話才有今日之流亡。他指出:“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老人讚賞玄宗執政前期的任人唯賢,正因為重用說真話的宋璟,“天下賴以安平”。而到執政後期,官員們不是“以言為諱”,就是“阿諛取容”,甚至重用了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壞人,皇上與外界隔絕了,以致“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中央與地方、朝廷與百姓,遙隔雲山幾萬重。身在草野的百姓,不乏有識之士,雖有“區區之心”,但因“九重嚴邃”而“無路上達”。如果不是皇上落難至此,一個鄉下老農怎麼可能見到九五至尊並說出這些肺腑之言(“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麵而訴之乎”)!此番言論,推心置腹,情真意切,說是進言,近乎教訓。玄宗聽後,不僅沒有龍顏大怒,反而感慨萬千:“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

郭從謹老人的進言,當然不可能像《資治通鑒》記載的那樣文縐縐,這大抵緣於司馬光等人的語言加工。不過司馬光作為北宋重臣,能在官史中加入這樣的“花絮”,也是期望後來的柄政者以為鑒戒。按照我們劃分“政治麵貌”的傳統,郭從謹隻是普通“群眾”,唐玄宗則是偉大領袖。普通群眾教訓偉大領袖,這種互動隻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十二年前,我曾就唐德宗時期一則“群眾”教訓“領袖”的故事寫過一篇《趙光奇的千載之遇》(1990年7月12日《文彙報》)。的確,如果不是與皇帝有關,皇皇史冊怎麼可能為趙光奇、郭從謹這些小人物留下版麵。

漫漫幾千年專製社會,皇上寓身大內,高居九重,且不說高牆阻隔,隻因身邊嬪妃環繞、佞幸群聚,皇上如非有為之君,自然會沉溺於口含天憲,皇權無極,鶯歌燕舞,紙醉金迷之中。這種文化似乎特別易於傳承——皇朝已經消失百年,一些官員仍然保持著皇家威儀,深府高第,戒備森嚴;清山封路,交通管製;精心導演,製造政績;民眾上訪,如臨大敵。群眾見領導而不得,領導怕群眾如猛虎。以此可見傳統的頑固性。

李隆基是不幸的,這個開元盛世的締造者,竟然乘輿播遷,顛沛流離。李隆基又是幸運的,落難途中得到了百姓的幫助,聽到了百姓的諍言。正是由於落難,他才知道民心之可貴,奸佞之誤國。可惜的是,在接下來的馬嵬坡事變中,人們隻記住了楊貴妃的紅顏薄命,卻忽視了六軍不發的民意軍心。

(安立誌,山東省工會管理幹部學院副院長、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