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讀中學的時候，離學校不遠處有一家軍隊造紙廠，造紙廠的倉庫裏堆積著如山的“廢書”。“廢書”從各處查抄而來，在這裏是造紙的原料。我和我的同學如同打洞的小鼠，尋找縫隙把能拖出的書一本本地往外拖。
那些殘破的、散發著黴氣的書籍按照我們自定的傳看條件，鬼祟地在大家手中傳遞起來：《紅字》《金薔薇》《家》……
對待書我一向是自私的。麵對這些“倉庫收獲”，我沒有信守與同學互相傳看的諾言，我讀過的書便藏起來據為己有。我為它們做各種修補和粘貼，然後就假裝沒事人兒似的再向同學索要他們手中的書，仿佛根本不曾有過交換的條件。幸而我的同學中有比我大度的，也有對書不以為然的，於是我的手中總有新的獲得。
我去農村插隊前夕，從熟人家借得一本《第四十一》。在浩瀚的書林之中它至今使我難忘：那個瀟灑的紅軍女戰士馬柳特卡和眼睛藍得宛若海水的白軍中尉的故事，在我的意識深處開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人生視角，雖然我知道當時它也在被點名批判之列。
我打算把《第四十一》藏起來不再還給那熟人，但我忘記了我麵臨的對手畢竟不是我那些對書不以為然的同學。這位熟人長者對書竟然比我還認真，不久便開始了他的索書活動，有時竟每日一趟，大有窮追不舍之意。麵對我的對手，我不能再裝作沒事人，也不能輕描淡寫地說我丟了他的書。開始我隻說沒看完，在萬般無奈時隻好提議用我的一本書與他交換。他拿眼搜索著我那並不富足的小書架，竟然同意了，然後信手抽走了我從造紙廠“拖”出來的《金薔薇》。我有些後悔，無論如何我是不願意用《金薔薇》與他交換的，《金薔薇》與《第四十一》相比畢竟厚多了。我覺得這已不是交換而是他對我的一種掠奪，我開始懊惱熟人和自己，然而熟人心滿意足地走了。
我很快拿出這本昧起來的《第四十一》再次翻看，心情才平靜下來，因為它終於光明正大地屬於我了。我又竊喜它的分量並不亞於《金薔薇》，幹嗎要在乎書的厚薄呢？作者的名字太長我很久才記住，而譯者曹靖華先生的名字我卻知道，那時我還讀過曹老譯的蓋達爾的一些作品。從書的底頁我還了解到這本薄薄的軟精裝小書是解放後國內發行的第一版：一九五七年，生我的那一年。
“五七”二字顛倒一下就是“七五”，一九七五年我去了農村插隊，並且寫起小說來。當我發表了一些文字回城之後，常有熱情的讀者來信鼓勵或登門看望。去年冬天就有一位著布鞋、長年在國外任武官的中年軍人來到我家，說經常讀我的小說，現在是來我所居住的城市鍛煉，在駐軍某部任代理師長（那個造紙廠就屬該駐軍），於是就有了見麵聊聊的想法。
我請這位師長坐下，覺得他頗具軍人風度卻又不失溫文爾雅，笑容裏還有些許樸拙和靦腆。我們的聊天是愉快的，聊了許多我才知道曹靖華先生便是這位師長的父親，師長名叫曹彭齡，做武官也寫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