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在《花山》做一名小說編輯。那時保定地區文聯的文學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覺得《花山》這名字響亮又燦爛，但編輯部所在的小樓卻是陳舊的。一層不斷更換著單位，從機關到商店；二層屬於我們。腳下的紅鬆地板在新起的建築中雖不多見，但因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開始鬆動，就像老年人那些鬆動的擠不緊的牙。
樓房臨街，盛夏時那些賣冰棍賣西瓜的叫賣聲悠悠地飄進窗子，仿佛緊湊著你的耳朵引誘你。看稿看累了我們就下樓買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編輯部充滿著一種熱鬧的人情味兒。西瓜就在辦公桌上切開，汁液在桌麵上流淌，卻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發或者待退的稿件。待發、待退，我們一樣珍惜。
也許我說小小的編輯部並非過分：幾間辦公室同時也是家在外地的編輯的單身宿舍，短短的走廊裏不得不起火做飯。於是家庭氣味和辦公氣味混合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存放稿件的櫃子裏就有了本地特產甜麵醬，單人床下邊就有了當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辦公室結婚生子，於是嬰兒的尿布如萬國旗一樣懸在了迎門。居住條件的窘迫造成了這一切，而這一切就顯得離過日子太近，離過日子太近就仿佛離文學太遠。也許你說日子和文學不能以遠近而論，這簡直是一種俗氣，一個編輯部首先需要神秘和*。但不知為什麼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這種種的“俗氣”。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個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誰有理由去責怪我的同事們的那份日子？何況真正的文學也並非那樣遠離人間煙火。你敢說哪篇巨著形成時，作者的桌麵上準沒有油鹽醬醋？
小樓也有清靜的時候——過麥了，過秋了，過春節了，我那些家在農村的同事便會騎車奔回家去。過後他們又會帶著一身被太陽慷慨曬過的氣息奔回小樓，付出雙倍時間處理桌麵上的積攢。那時一個人會幹幾個人的活兒。刊物按時和讀者見麵了。
在《花山》，我認為我從來也不是一個好編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要算是外出組稿了。從前一位有經驗的女編輯曾經對我說，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組稿，這意味著你要看作家家人（或專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臉色和由那臉色演變出來的一些動作，如清掃床鋪做即將休息狀，整裝看表做因有急事要出門狀。她的感觸似乎使我受了驚嚇，使我優先體味著編輯在某一瞬間的悲涼。幸好我的兩次外出組稿都與主編郝建奇同行。
大約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們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稱他郝主任）給我講述了他在農村被專政的種種遭遇。他的經曆催人淚下，他的經曆使我為他臉上額上那些縱橫的皺紋找到了出處。也許那曾是歡樂開朗的一張臉，歲月在那臉上印下了無法抹掉的哀傷，於是樂觀、開朗、哀傷便集於一臉了。加上他那樸素、隨意，有時顯出背時的服飾，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從縣區來的基層幹部。這一切使我的虛榮心不時閃爍。天津的無軌電車載著我們不分東西南北地行駛，我隻是一疊聲地喚他“郝主任”以表白我們是上下級的工作關係，我恐怕車上的人將我們誤猜成來天津衛串親戚的鄉下父女。他並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從來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在拜訪作家時，我也請郝主任一人先去登門。有一天，他在看過他的老戰友、著名女作家柳溪後，回來氣色很好地說，在柳溪家他吃了紅燒雞塊。還說，柳溪知道我來了，一定讓他和我再去她家，她要為我再做一次紅燒雞塊。這意料之外的邀請使我特別高興。我想也許我是幸運的，以當時我那普通編輯的身份，我沒有領受名作家“清掃床鋪”或者“整裝看表”，我得到了一份平等相待的真誠。這使我對自己產生了信任。第二天，我們一同去看柳溪。一路上我回想著她小說中許多好聽的句子，諸如“我們花著社裏的錢不能像拔著不疼的牙”等等，在我的書架上至今還擺著她那大三十二開本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可惜後來我和郝主任迷了路，在華燈初上的大街上亂走。郝主任居然指示我狠敲兩扇緊閉的大鐵門說這就是柳溪的院子，我卻懷疑那是兩扇久已不開的大門。郝主任執拗地堅持著自己的看法，那眼神分明在告訴我：敲吧，這門裏定有平等待你的誠懇。我拚命敲起來，直到我扒著門縫看見緊貼大門堆積著十幾個肮髒的垃圾桶時，才說服郝主任這門肯定許久不曾開過。後來我們終於找到了那院子，柳溪和她的先生正坐在飯桌旁認真等待。小屋裏彌漫著雞肉的香味，桌子正中有一隻沙鍋，雞塊就盛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