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裏我要去廁所，於是穿衣起床，把自己武裝起來：披上軍大衣，衣兜裏放好手槍，手中再亮起手電，推門出來，走進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從我的屋子到廁所要穿過整座院子，想到廁所與野地隻有一牆之隔，我甚至覺得歹徒說不定就潛伏在牆根暗處。我一邊用想象出來的危險恐嚇自己，一邊又攥住大衣兜裏的槍柄壯自己的膽，盤算著當意外發生時我應該先閉手電還是先掏手槍。
除了寒冷和寂靜，什麼意外也沒有發生。我走出廁所，發現這院子不像剛才那麼黑暗了。西南角有燈光，那便是薑師傅主持的食堂了。大半夜他在食堂幹什麼呢？
我沒有再回屋睡覺，打著手電拐進食堂。廚房裏暖烘烘的，有熱氣從焐著的鍋裏冒出來，薑師傅正坐在灶前抽煙。他告訴我說，他正等人回來吃飯。
原來這季節稅收工作正緊，鄉裏的幹部們被編成十幾個小組下去收稅，常常早出晚歸。這種晚，晚到了沒有時間，有時一天要開二十幾頓飯。為了讓人們回來就能吃上熱飯，薑師傅索性晝夜坐在灶前。我出主意讓薑師傅回去睡覺，誰回來誰再去叫薑師傅。薑師傅卻說，做飯的理應等著吃飯的，不能讓吃飯的去叫做飯的。轉悠一天，再遇見點兒不順心，一頓熱飯一吃，也就過去了。
稅收是件麻煩事，大約順心的時候不多。在以後的幾天裏，有時候我碰巧和收稅幹部同路歸來，他們一邊向我嘮叨著這差事的艱辛，一邊又說：“幸虧回去能吃上口熱飯，薑師傅等著咱們呢。”
薑師傅堅持著他的等待，食堂的燈光徹夜長明。白天的時候他照舊做飯、洗菜、敲鍾——這時我知道，掛在食堂前榆樹上的那口招呼人吃飯的鍾，一直由他親自敲響。哪怕這院裏的幹部傾巢出動去收稅，哪怕隻剩下我一個人等待吃飯，薑師傅也要單為我把那鍾按時敲起來。他敲得有力，從不潦草。
有一天全體鄉幹部因事出門，我也要去附近的一個村子采訪。這天的午飯，隻有薑師傅一個人吃。中午，當我盤腿坐在那村裏一個鄉村醫生的炕上吃飯時，卻聽見一陣鍾聲。鍾聲悠遠，但聽起來依然有力，且不潦草。這，當是薑師傅。
晚上回到鄉政府，我問薑師傅，是不是中午又來了吃飯的人，薑師傅說隻有他一個人。
我說您一個人吃飯還自個兒給自個兒敲鍾？
薑師傅說我是敲給你聽哩，雖在村外，也能聽見，派飯也得按時吃。你們這種人愛和人聊天兒，別聊起來沒完忘了吃飯。
我忽然覺出婁村的一切於我已經很親切了，我甚至將手槍送回了挎包。半夜再穿過院子時，腳步也從容自如起來，有時連手電也扔在床上不拿。
在文化站我那臨時的小屋裏，我開始了我的寫作，體味著被人惦念的幸福，品嚐著惦念別人時內心的豐富。或許薑師傅不識太多的字，或許薑師傅終生不讀我的小說，但作為寫小說的我，每每提起筆來，卻常惦念起薑師傅。
人類的生存是需要相互的惦念的。最高尚的文學也離不開最平凡的人類情感的滋潤。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才問清了薑師傅的簡單曆史。他是個複原軍人，在鄉裏做了四十年的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