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4日，武漢外圍中國軍隊各部轉移基本結束，武漢統帥部正式下令放棄武漢。下午，軍委會召集了尚滯留在武漢的中外記者數十人，舉行了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會上，發言人代表中國政府強調指出：“中國軍自動放棄武漢是出於戰略需要。中國政府抗日決心並無改變，而且更加堅定。隻要日軍在中國一天，中國抗戰就將一天不止。並斷言說：中日戰爭將長期化，直至中國徹底驅逐侵略者為止。”
蔣委員長離開武漢前，沒忘記了警告東京。當然，這發言也是他向全國、全世界作出的一種姿態：他蔣校長不是那麼容易扳倒的。中國抗戰，還是他說了算。
一陣密過一陣的槍炮聲，在一步步向武漢城區逼近。日軍似乎已把武漢視作囊中之物。日機低低地掠過武漢，開始截襲擊沿長江退出武漢、撤向大慶方麵的江輪、駁船。陸地各交通要道上，也時有西移的軍民被日軍戰機、炮火隔斷。
日軍在為進入武漢作種種準備。
九江，日軍十一軍前進指揮部裏，出現了中支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瘦小的身影。他幾天前才從金陵趕來九江的，他既想早日親眼目睹武漢三鎮的風采，但更重要的還是對部隊放心不下。
今年初，鬆井大將率部進駐金陵。由於對部隊約束不嚴、對各級官佐恣意縱容，導致日軍在金陵安全區燒殺淫掠，數萬無辜平民慘死，讓倭國政府在國際輿論上非常被動。為此，倭國政府威懾於國際輿論，被迫將鬆井，穀壽夫等一批高級將領召回國內。貶的貶，轉預備役的轉預備役。
鬆井之流的劣跡使世人將日軍與“禽獸”二字連在了一起。
比起金陵，武漢還不僅僅關係到日軍麵子上的事。東京執意打下武漢，就是要使蔣政權降為地方政權，乘機扶持親日勢力主政，早日結束對中國的戰爭。如果日軍一再施暴，金陵的後遺症恐怕永無消除之日，扶持新政權，也隻能是一座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這一點，已在金陵呆了半年多的畑俊六知道得清清楚楚。
從軍事上說，畑俊六更是感到對武漢不能破壞太甚。武漢外圍戰鬥，部下的極大消耗和東京方麵調兵的捉襟見紂，早已明白無誤地告訴他，日軍在中國戰場的兵力調用已達極限。武漢也許將是他日後卡住西南出口，與中國大軍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毀了這塊基地。經過全盤考慮後，倭國中支派遺軍司令官田俊六大將向進抵武漢郊區的各部隊頒布了入城注意事項：
“……部隊宿營地區，避免設於市內，應選在郊外大建築物內，以便於維持軍紀、風紀；在武昌的糧道街、漢口的大五廟至下碼頭、漢陽的朝宗門，設置難民區，須保護漢陽、漢口、武昌的建築物、廟宇、大學、圖書館、陳列館（有附表），武漢有各國租界及使館，本軍一舉一動，世界矚目，因此是以實際行動宣揚皇威，使其理解皇軍真姿的絕好時機，所以每人對此務須慎戒，且鑒於過去之教訓，防止因日久而鬆懈。再，武漢為本軍今後常駐和作戰之基地，一切建築、設施，嚴禁破壞。”
畑俊六用心良苦，八方關照。但最後一句話，透出了他的苦心所在。
但說歸說，畑俊六還是對各部隊有所區別。第六師團是金陵大屠殺的罪魁，惡名遠楊，按常理應調離城區。畑俊六念及第六師團的戰功，怕有功不賞，影響軍心，竟批準了第六師團為第一批入城部隊，甚至同意了稻葉四郎中將將師團部設於武漢大學的請求。
24日，牛島支隊佐野聯隊占領了黃陂。少數前衛搜索部隊已兵臨武漢城郊；同日，岩崎支隊進占舊街。隆隆的槍炮聲已震動武漢三鎮，大武漢經過4個半月的拚死抗爭，終於大廈將傾，淪陷在即。
軍委會被日機炸得殘破不堪的灰樓裏，蔣委員長仍穩坐高台，絲毫沒有走的意思。珞珈山上，宋美齡可沒有他這麼沉得住氣，電話一連催了幾次，可每一次都沒有結果。
蔣委員長到底想顯示什麼呢？沒人知道，也沒人敢問。
論“勇”吧？蔣委員長的屬下，甚至蘇聯顧問都誇過他“身處槍林彈雨而麵不變色”，他沒必要再刻意顯示。再說也沒有如此示勇之法。說“與將士風雨同舟”呢？可兩戰區主力都已南下，西進，他如何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