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情結 二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形式、節奏和發展速度，都有
它朝氣蓬勃的曆史，有它充滿張力的一麵，同時，又有它意誌
消沉的時期，有它滿足於習慣的天性。作為一個數千年文化傳
統綿延不絕的東方古國，周秦漢唐的文化熏陶，儒道釋交融互
補的文化體係既是數千年間維係民族不可磨滅的生命力的支
柱，也是拖累民族奮發的進取精神的綴索。漢民族文化的活力
與惰性在農村多半是以鄉土風俗為軀殼不但潛在地存在於人的
經驗結構中，而且也深植於人的天性結構中。在鳳傑的兒童視
野裏，有婆婆幽默、明快的謎語、兒歌，有母親抒情、憂傷的
民間小調，有父親在田野裏吼叫秦腔的激揚、雄渾，也有鍘麵
匠伯為兒童講故事的起伏跌宕、繪聲繪色。即便兒童嬉戲，也
充盈著農村濃厚的文化意蘊。比如在《月兒》中，小說回憶起
“我”和月兒童年友誼的往事——
她往頭上蓋塊方巾，眼角抹濕，裝著啼哭。我一
揭“蓋頭”，她又格格地笑了……
這無疑是兒童對中國北方農村婚禮習俗的模擬。這裏，“我”和
月兒之間雖然還不能說產生了什麼愛情，但童年朦朧的精神戀
是顯而易見的，這從“我”和月兒同唱的“口譜”中也可略見
一斑：“咪咪貓，上高窯，把你妹妹給我哥。我哥嫌她有垢痂，
格寧格寧又走啦……”對愛的向往，兩性關係含蓄的表達方式
在兒童心靈裏已顯端倪。作者對西秦農村文化底蘊的揭示，其
目的在於透析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這猶如馮特的“民族心理”、
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皮亞傑的“認知結構”那樣，對文化結
構的詮釋牽係著對民族心理曆程的勾勒，這是文化描寫的底蘊
之所在。
一般地說，作家是在清醒的意識下進行曆史文化整合的，作
家不僅是由生命本能的欲求而且是迫於環境的種種激發產生對
於合理的行為方式和合目的的價值尺度的探索的願望才進入文
化景觀創造的過程。文化創造是與文化遺傳本能和文化順應惰
性相對立的功能，它意味著對現存一切文化意識實行理性的批
判和想象和建設，為文化衝突以與時代相協調的解決方式。鳳
傑的童年曾親曆過父親於祠堂求神問命的迷信活動，他在小說
中所展示的種種對神的崇拜、對死的畏懼等情節無疑是他童年
記憶的文學複製。誠如那個盲人婆婆的信佛信神，無論是紙印
的、泥塑的，她都奉為神靈，麵對這種圖騰崇拜，作者並沒有
以權威意識形態給予反唇相譏，而是以兒童對世界充滿探索的
行為予以揭破。作品寫婆婆讓“我”去城隍廟捐錢求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