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44年的棗和穀子
當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們在英吉利海峽，日複一日地琢磨著法國的海岸線，為惡劣的天氣大傷腦筋的時候，我母親在為女兒的去世傷心。對於我的父母，第二次世界大戰，諾曼底登陸，人類與法西斯的殊死戰鬥，遠沒有失去女兒更重要。
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常想為大姐構思一個有意義的故事，使父母對她的牽掛不至於那樣委瑣。如果她愛上了一個男孩，這男孩在一個深夜敲醒她的後窗，大姐在黑暗中穿齊衣服，挽起早已準備好的小包袱，躡腳躡手走過廂房。一個八歲男孩在廂房外間的小床上酣睡。那是我大哥。直到她去世，他一直住在她的外間，分享著她的寂寞和憂傷。可是在那樣的時刻，她來不及看看他睡夢中流著涎水的小臉。她急切緊張地走到門邊，讓門閂在手裏無聲地移動，房門慢慢打開，發出一聲輕微的響聲。黑黢黢的大街彌漫著濃重的夜霧。兩個身影相跟著走下碼頭。河水在他們腳下閃光。男孩牽著女孩的手沿過顫動的跳板，弓身鑽進船艙。縣城像一堆怪影，搖曳著向遠處退去，隱進深灰色的天空。……此後大姐也許會身穿肥大的灰色幹部服，出現在寶塔山下，延水河邊，唱著“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雖然私奔在現實生活中決不像在小說裏那樣美好，無論發生在誰家，發生在什麼地方，都不會被當做光彩事對人誇耀，尤其在我們那座曆史悠久有著令人自豪的文化傳統的小縣，誰願意家裏出現這等醜事？這故事也許父母不一定喜歡，他們根本不在乎私奔的革命意義，可是隻要能讓大姐活著，他們肯定會樂於接受。盡管保不準以後也許她會被打成托派，右派，走資派，或是別的什麼。對一個獻身革命的人，這是難以避免的。誰也沒法預料，如果自己沒被敵人殘害會不會被革命殘害？對一個短暫的生命，被敵人殘害和被革命殘害沒什麼不同。被敵人殘害往往比被革命殘害更榮耀，更直截了當，不必為恢複名譽費盡周折，讓幾代人不清不白地活著。可是，不管她在革命道路上遭遇什麼，如果大姐私奔去了解放區或是投了根據地，她都會給母親留下更值得傳講的故事，在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母親內心的傷痛也會被賦於更崇高的境界。何況也許她會幸免，光榮地享受革命成果。可是，可惜的是我大姐沒和人私奔，她也沒有心愛的人可以為之殉情，我沒法為她的青春生命尋找到出路。她隻是偏遠的豫西南小城一個雜貨店裏的小女孩，除了上學和跟著家人逃亡，連我家的院子都很少走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到最殘酷最偉大的轉折關頭，在中華民族危機存亡的曆史時刻，她什麼也沒做，甚至連書也沒讀，隻是在我家廂房屋裏害著病，吃著藥，毫無意義地熬著時日，一天天衰弱下去，像燃盡油的燈焰。我母親對她的憂心牽掛也隻是小縣城裏一個尋常人家的親子之痛，有如老牛舐犢，不過是人這個動物的天性，沒法往重大的革命意義上扯。這個女孩的葬禮草草進行之後，母親不再需要惦記為病人熬藥，不再需要湊在窗前的亮光裏，俯下身，看著那張一天不如一天的臉，問她想吃點什麼。躺在暗影中的奄奄一息的年輕生命消失之後，母親走過廂房門口，腳下有一種飄飄忽忽的失重感。洞開的屋門空空蕩蕩，家具都已改換位置，地麵和桌椅幹幹淨淨，窗紙已經重新糊過，甚至那發黃的牆壁也被粉刷了潔白的石灰水。
這一切都是父親的主意。1944年春天，母親還沒能體會到父親的細心和周到。也許到這一年的晚秋，她才會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共同生活了二十一年。如果他們繼續生活下去，一個又一個二十一年在如水的光陰中流逝，也許母親會像每一個生活在丈夫的關愛中的女人一樣，最終也不懂得如何珍惜父親。何況我父親對我母親的確犯下過一連串錯誤，這些錯誤沒有一樁能夠補救。
首先他不應該比我母親年長18歲。如果他比母親年長19或是17，也許母親和外祖母都會原諒他。可他偏偏比母親大了18歲，使自己的屬相成為母親的忌諱。在這一點上，讀書識禮的祖父就比大字不識的外祖母有見識。雙方訂親的時候，外祖母很誠實地給他們送去了女兒的生辰八字，他知道母親屬兔，不能嫁給屬虎的人。可祖父卻把父親的年齡縮小9歲，又讓我四叔代替我父親去讓外祖母相看。父親是個孝子，他很聽話地按照祖父的安排，直到拜天地的時刻才真身出現。我母親頭上頂著紅蓋頭，入洞房前她沒機會正眼看自己的新郎。其實她頂不頂蓋頭都一樣，反正她從沒見過他。三天回門走娘家的時候，外祖母麵對我父親憨厚的笑容愣住了，相親那天他可沒這麼老氣呀！外祖母和大舅氣勢洶洶地闖到祖父家去聲討，祖父客氣地接待他們，他說，嫂子，老二是我這四個兒子中最懂事最中用的一個。雖說年齡大點，可他比誰都仁義。心善，脾氣好，還有手藝。已經是親戚了，您多擔待吧。這個前清秀才的後代，敗落到用欺騙的手段給兒子娶親，也實在是出於無奈。那時候父親已經三十七歲，再娶不到媳婦就有可能打光棍。外祖母連他家的飯也不吃就走了。在回家的路上，大舅憤憤地說，這老家夥，按說得給咱擺個全席。外祖母瞪了他一眼。父親趕車來接母親，母親不上車。她寧願走路也不坐我父親的車。她跟在他的車後走回誇子營，算是表達了自己的抗議。爺爺設下的騙局造就了我們一家，好像證實著姻緣自有天定。母親嫁給了父親，我們每個人才得到那樣的嬌慣和寵愛。在我們的記憶裏，無論母親怎樣發脾氣、使性子，無論我們怎樣胡鬧，父親臉上那憨厚的笑容總也不會改變。不要說打罵，就是粗言穢語也沒說過。他寵著母親，寵著每個孩子，勤勞、精明地奮鬥著，心裏充滿了幸福，充滿了甜蜜。
母親和父親成親後的一段日子，祖母常把父親叫到膝下，諄諄告誡他，女人不能慣，慣下了就沒法調教。沒事沒非少跟她說說笑笑，說笑多了她就沒了怕懼，就不再把你當一回事。祖母坐在高背木椅裏，父親垂手站在她麵前，傻乎乎笑著聽祖母教誨。這是一副標準的垂訓圖，曆經不知多少年代，又被母親傳授給我。我因此知道了，要做一個好兒子，就必須像父親那樣善於在家人中做兩麵派。祖母未必不知道我父親會對她陽奉陰違，正如我母親知道她的苦口婆心隻會被我當做多餘的嘮叨。在她們說出口的當兒，她們都知道不能對已經被妻子俘虜的兒子抱什麼幻想。兒子們哪個不是娶了媳婦忘了娘的白眼狼？肯對父母耍耍兩麵派哄騙一下已經算是孝子了。這個簡單的道理，哪個母親都明白。可是，把自己一手帶大的孩子交托到另一個女人手裏，母親們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擔憂。不厭其煩地把一些明知會被當做耳邊風的道理不斷提醒兒子，表明著母親對兒子的忠誠勝過他寵愛的女人，她與兒子的情份，比與他同床的那個被他娶為妻子的女人更深。
父親和母親成親後，祖父、祖母統治的大家庭還沒有解體。除了農忙季節和大雨大雪的天氣，每天清晨，雞叫三遍，父親就頂著星光起床，站在廚屋灶台邊昏暗的豆油燈下，唏唏溜溜喝一碗高粱麵糊粥，揣上兩個深紅色的硬硬的餅子，——這是外出的人的特殊待遇。收拾好自己的貨擔，踏著晨光向村外的大路走。他不但常在牌坊街出攤，還經常到外鎮去趕廟會。擔著燈籠、笊籬，既不顯慌張也不顯吃力，一邊走，一邊和同行的熟人拉家常。趕會回來，手裏舉著一串用高粱葶穿著的水煎包。放下貨擔，先到祖母屋裏，把他用手舉了幾十裏路的這串包子敬獻給他的母親。祖母吃著包子，問他會上熱鬧不熱鬧？起戲了沒有？生意咋樣？父親從懷裏掏出鈔票和銅元，當著祖母的麵整理、清點，回憶一共賣出去幾把笊籬，幾盞燈籠，什麼價錢，在會上花了多少。祖母從那些錢裏抽出一兩張小票，遞給父親，算是留給他的零花。然而，父親的孝敬、忠厚並沒有消除嬸母們的疑心，她們經常在祖母麵前說父親和母親串通，暗自積攢了私房錢。祖母對她們的閑言碎語不加理睬。在妯娌們的勾心鬥角中，母親總能得到祖母的袒護，其中的原由，除了母親的伶俐能幹討得了祖母的歡心外，還應該歸功於父親兩麵派的成功。由於他的成功，弟兄們分家的時候，母親手裏已經有了足夠的進城安家的儲備。我猜想這一切祖母並不是不知情，正如母親並不是不知道我對她所耍的花招一樣。不是因為父母們懂得“水至清則無魚”的古訓，而是因為子女們自以為聰明的伎倆，父母們早已玩過，父母們如自己的父母一樣在竊笑中佯裝，默許，隱忍。他們知道，子女長到他們那樣年紀時，會自然而然地明白，那些小聰明從來不曾騙住過大人。
我不明白的是，祖父的騙局何以恰恰在外祖母那兒得逞？世界很大，即使一個小小的縣城，有女兒要出嫁的人家何止十數？向母親提親的時候，父親來到世上的三十七年中，祖父何愁沒有讓別人上當的機會？
“都是因為上輩子我欠了你們張家這群小羔子的債。”
母親的解釋，化解了我心中的疑團，為我帶來寬慰。既然我們不過是在向她討還前生的欠帳，她的辛勞也便不至於使我不安。而今我的孩子們帶給我的煩惱，我也不必太在意，那是前生我欠他們的債務。人到世間其實就是為了還債。
大姐下葬之後，大哥擓著紙筐，陪著母親去給大姐圓墳。母親坐在大姐的墳邊當風哭泣。我堂兄把那座小墳添圓，從溝底挖一塊草墩放在墳頭上。我三叔用腳擦著鐵鍁上的泥說，討債鬼！哭她幹啥。三叔的話很管用。母親止住哭聲，抹去臉上淚痕，站起來，拍打掉身上的泥土和草屑，與我大哥一起回家了。按照我們的鄉風，父母辛辛苦苦養大，不給家裏出一點力就死去的人，就會被世人公認為討債鬼。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裏，討債鬼對我們那兒許多人家都不陌生。我家兩代人就出了五、六個。我三叔家有一個兒子十幾歲死去，我堂兄有一個女兒少小夭折，埋葬在我大姐腳邊，兩代討債鬼相依為伴。按照堂姊妹們的排行，我大姐被稱為四姐，我二姐應該叫六姐。還有一位五姐我從沒見過。據母親說，她其實是我四叔家的男孩，四叔為了使這個男孩平安長大，把他取名叫五妮，把他藏在女兒行裏，然而這個討債鬼，父母把他藏在女兒群中也白搭，四叔、四嬸費盡心機，還是擋不住他討完債走人。五妮在我大姐去世之前就離開了人世。
既然大姐到人世來隻不過是為了討債，父親、母親也便沒來由太過悲傷。一個討債鬼走了，還有一群討債者圍繞在身邊，鍋台上放著一溜木碗，他們不得不為打發這些空碗而奔波。父親和母親沒能意識到我也是討債鬼。和大姐相比，她的死使她的身份得到了確認，我沒有死，因而討債鬼的麵目不曾公開。如果他們肯細心想想，那就不難發現，我的到來給這個家庭帶來了什麼？
從我被母親孕育，直到父親去世，我出生前後的五年中，縣城災禍連綿，我家的景況急劇敗落。這一點，從故鄉的縣誌裏能夠得到證實。
1940年，“5月4日（農曆三月二十七日）日本32架飛機轟炸唐河，……縣城第一次淪陷。”——我在母腹中開始逃亡；
1941年“2月4日，日軍主力與國民黨二十九軍之九十九、一九三師激戰，5日淩晨（正是我出生的時刻）占領唐河縣城。”
1942年“夏季大旱，秋禾枯死，民食草根、樹皮。秋末冬初，源潭鎮出現‘人市’，每日有二、三十個小男少女頭插草標上市出售。”
1943年“春大旱。八月蝗災。日軍侵犯何莊，燒民房三百餘間，搶牲畜十八頭，打死打傷村民十多人。”
1944年“4月，土匪杆首傅老三嘯聚三千餘人在城東王集一帶燒殺搶掠，焚毀民房300餘間，打死打傷數十人。綁票一批。”
我到人世間來討債，比我的姐姐、哥哥們威風，我隨身帶著東洋打手，帶著鬼子的飛機和炸彈，還帶來一連串天災、匪患。
不知是出於我的記憶，還是來自母親、姐姐和哥哥們談話中的印象，父親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一個穿著寬大的袍子，身材高大，行動遲緩，正值盛年的男人。他既不曾年輕，也沒有變老。鬆垂的皺紋和淤肉包圍著他的小眼睛，使他的麵容總像含著和善的笑意。也許因為他從不害病，幹任何事情都如他說話的語態一樣不急不火，那身體和脾性，常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一頭在泥水與叢林中行走的大象。移動著笨重的腳步，伸卷著長鼻子，從容搬運重物。沒人會想到它有什麼不能承受，沒人會想到它會在某一天突然倒下。1944年的春天，我父親似乎沒顯出失去愛女的沉痛。和母親相比，他顯得很平靜。他像從前一樣身板硬朗，精力充沛，肚皮和麵皮同樣鬆弛。他如以往一樣起早睡晚，用他低沉的嗓音和絮絮的說話聲，使我家的小院還如從前一樣安詳。由於幫我討債的東洋打手們蠻橫肆虐，對縣城不斷轟炸、侵擾，城裏的商戶不得不到外鎮、鄉村去做生意。父親風塵仆仆的身影又開始出現在縣城通往鄉間的土路上。三月三，他去趕叟劉祖師廟會。三月十八，到北閣外去趕城隍大會。——那當然比較方便，不但每頓能吃上家裏送去的熱湯熱飯，母親還能隨時到他的攤前去照料。三月二十八，東王集狗廟會，他遇上了日本人飛機轟炸，眼睜睜看著一個小腳老婆被飛機掃射的槍彈撂倒。這老婆倒在他的貨攤上，替他守護那些笨重的麻袋，父親能放心地躲進陳刺林去，不必擔心東西被人搶走。四月八祁儀廟會，在廟會上維持治安的自衛團團長，是經常到我家來買廢鐵的鐵匠，他隻向我父親收了兩塊錢抗戰附加稅，——按自衛團的告示，父親起碼應該交十塊。鐵匠的人情讓我父親賺了八塊錢。以後他經常到我家來買廢鐵、焦炭，我母親一直不忘他對我父親的恩情。
父親的貨擔不像以前那樣輕鬆。燈籠、笊籬不再是他貨攤上的主貨。有時我堂兄拴推著手推車，有時他們一前一後擔著挑子。用草袋和麻包捆紮著夯實的鐵器，鋤頭、鐮刀，犁鏵、犁麵，耙齒、耬鏵，……祖父、祖母已經過世，父親趕會回來，不用再手舉一串水煎包。父親的麵目在我心中很模糊，他每次趕會回來的情景，卻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裏。常常在很晚很晚的時候，院裏響起腳步聲和說話聲，一團融融的氣氛驟然升起，孩子們全都從夢中驚醒，從被窩裏抬起光膀子，在搖曳的燈光下眯起眼睛，看父親的身影向我們湊近，一隻寬大的結滿厚繭的手伸到麵前，掌心裏抓著一把花生。那把花生大約不會超過五六顆。但數量對於我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歡快的心情無以言表。全家人久久不肯入睡。母親和父親說著話，我和二哥在被窩裏用花生鬥雞。這是一門有學問的遊戲，要取得勝利並非易事。首先要選擇一隻最厲害的雞，拿出來就不準反悔。被選做鬥雞的這枚花生，不惟殼皮堅硬，勾嘴有力，而且要有勻稱的個頭，捏在手裏既得力又能露出不長的勾喙。兩顆花生勾在一起，我把全身的勁都用在握著花生的手指上。啪的一響，我倆同時發出歡叫。我的雞被叨破的次數居多。這並不奇怪。如果他不能贏我，他還算什麼二哥？他贏的次數雖多，但最終他會把贏得的花生拿出來和我共享，我也就沒什麼理由沮喪。剝開被叨破的花生，一粒一粒慢慢咀嚼，被窩裏溢滿焦香。我們就在這焦香裏睡去。於是我從小就記住了父親的養生之教：臨睡吃幾粒花生，既消食又潤肺。——不能多吃，三五顆即可。多吃了不但不香，還會上火起口瘡。這是我家的秘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