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王支書並未像我預想中的那樣嚇一跳。隻是額頭上全是細密的汗珠，胖乎乎的臉蛋看起來就像一隻剛從水裏撈出來的雞蛋。她眉頭緊鎖，仿佛在思考著什麼，看了看我倆，又看了看那本破筆記。最後，女支書歎了一聲：“碰到你們兩個小官人真是我王菊芬倒黴，你叫我怎麼說呢？這可是有悖於我一個共產黨員的唯物主義信仰啊。”
我趕緊拍馬屁：“王阿姨，我看書不多，但是在電影裏看到那些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能夠拋頭顱，撒熱血，從小便是我的楷模。我現在並不要求你舍己為人，而是跟我們說說這筆記本的來曆，為的也隻是能救我爹，更是為了拯救整個村子的人民。”
女支書說：“你這小滑頭，竟然還搬出大道理來壓我了，屬猴的吧。”我點點頭，女支書說：“我倒怎麼看你有些親切，果然是屬猴的。哎，我有個侄子也是猴，雖然比你小了一輪，才七歲，但是也一樣的機靈，我最歡喜的就是他了……”
猩猩哪壺不開提哪壺，問：“那你侄子呢？”
女支書默不作聲，我狠狠瞪了猩猩一眼，又跟女支書說：“王阿姨，你就別難過了，我們雖然人少力單，但是擁有著強大的主觀能動性，隻要知己知彼，就能百戰百勝。哪怕真是條毒龍，惡龍，也有辦法殺死它，為那些無辜的死難者報仇雪恨。”
女支書接過我手中破筆記，一邊撫摸著紙張，一邊開始了回憶。
事情還要追溯到20年前，也就是1955年。這年春天，黃花山村村委辦公室突然來了一位中年男人，穿著一套藍色的工作服，矮敦敦胖乎乎，禿著個頂，怎麼看都像一隻豎放的雞蛋。不過那男人鼻梁上卻掛著副眼鏡，說起話來也慢聲細語，斯斯文文的樣子。這男人來到村委辦公室，從挎包裏掏出一份介紹信，自稱董鑫鴻，是北京一所大學的老師。這次主要是來做一個溫帶和亞熱帶低海拔植被研究的課題，所以來江浙一帶采集一些植物標本。聽說黃花山村不但曆史悠久，自然風貌也一直保存良好，所以特意趕到這裏來看看，說不定能發現一些新的物種，從而填補這方麵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