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因為無力，所以執著
——我為什麼要寫作？
轉眼之間，離開巴黎已經幾年。我時常懷念自己在那裏求學、采訪與簡單生活的日子。我從不諱言，雖然孤身一人，但我在巴黎度過了一生中最難忘、最美好與最純潔的時光。而我所學到的，與其說是在巴黎大學的課堂，不如說是在巴黎這座城市。我寫的為數不多的幾篇散文，也多是因巴黎有感而發，這是一種連接過去與未來的鄉愁。因了這種鄉愁，歸國後雖然終日忙碌，但有機會我總還是想著在巴黎轉轉，哪怕隻為匆匆幾天的停留，為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為心靈做個深呼吸。
2010年初春，我去日內瓦參加第四屆世界反對死刑大會，順道又一次去看米哈博橋。“河水走了，橋還在。日子走了，我還在。”今年昔我，久別重逢，看著靜靜流淌的塞納河水與淺綠色的米哈博橋，以及河邊一棵棵剛剛長出新葉的老梧桐樹，真有一種莫名的想寫點什麼的衝動。不幸的是，當時我忘了帶筆，手機又早早用光了電，什麼也記不下來了。我在河邊找來了小石子與斷樹枝，卻無法捉著它們在紙上畫字。因為在香榭麗舍大街另有約會，在橋邊焦慮與流連了近半個小時後我隻能匆匆離開。坐上RER，這是我上學時天天搭乘的快速鐵路，沿著左岸，不到半小時便可以到達先賢祠邊的巴黎大學。而此刻，我隻能透過側頂傾斜的車窗，無奈又無助地望著米哈博橋上的天空朝身後奔跑。我多麼想記下自己的所想所愛，卻找不著一支筆，並因此徹底失去了內心的安寧??那是一種怎樣的惆悵與絕望，我至今
未忘。
我曾經在微博上寫過這樣一段話：“當農民守不住自己的土地，法官保不住自己的良心，警察看不住自己的房屋，千萬富翁會被滅門，而你握不住手裏的筆??這樣的時代，沒有誰比誰更幸運，隻有誰比誰更不幸。”想必是因為切中了時代的某些症結，這條微博很快被轉了近千次。不過，謝天謝地，我還不是那個握不住筆的不幸的人。雖然還不能盡情表達我的所思所想，也不像《潛水鍾與蝴蝶》裏的主人公那樣隻能靠著眨眼睛來寫作，但我總還是想方設法將自己的表達空間撐到了最大，如《重新發現社會》一書的出版。
我不曾失去手中的筆，不知道無以表達者的痛苦。直到那天，當我在塞納河邊體會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無助感，一種失去了寫作能力的悲哀，我才真正意識到思考與表達對於我來說有著怎樣無可替代的意義與歡樂。我知道，如果失去了手中的筆，我將惶惶不可終日；如果失去了自由思想的權利，我的生命將不複存在。
一
感謝我的父親，一位憨厚而怯弱的農民，在我五歲那年，從生產隊給我買來了一支沒有花紋的鉛筆，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支筆，更是父親給我的最大恩情。還記得那個夏日的傍晚，我光著膀子，將鉛筆別在小短褲的鬆緊帶上，在村子裏四處炫耀。雖然那時還不知道這支筆對我意味著什麼，但我的確非常喜歡它，知道它很重要，並且感受到了它可能給我帶來的求知的樂趣。這也許就是人的天性吧。我天生好學，在我還未入學的時候，因為能做五年級學生給我出的數學題，而且喜歡眨眼，我已經是聞名於方圓幾裏的小天才了。
我的樂趣並不在數學，而在語文。十五歲時，我上高二，在學校辦起了文學社，開始給各年級送一份由我親自刻寫油印的文學刊物。所以我一直說，在考上大學，提著筆杆子進城之前，我最初的想法是要寫詩歌或者小說的。那個年代，詩歌未死，烏托邦還在，小說依舊寄寓青春夢想。隻是時光流轉，陰差陽錯，多年來我詩隻寫了幾首，小說未著半字，評論倒是寫了一千篇。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幾年，不少寫詩歌或寫小說的人也開始改行，做起了評論員來。這一切轉變，恐怕是中國這光怪陸離的現實，讓那些以想象為業的人對自己的想象力絕望了吧。人們時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無窮，給了這個世界無以數計的神奇景觀。事實上，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也是如此傳奇，它的創造力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力。試想，在平常寂靜的午後，當你翻開書頁，怎會在某篇小說中讀到“躲貓貓”、“被自殺”、“牽屍談價”、“臨時性強奸”、“恨爹不成剛”等詭異的章節、猙獰的詩意？
和現實相比，詩人與小說家不但輸掉了想象力，而且輸掉了修辭的能力。難怪有人說，轉型期的中國不需要小說了，詩歌也一樣——現在需要的是評論。而我，正是在這一時代浪潮的推動下，並由著自己思考問題的樂趣，卷入到評論寫作中來的。
還記得十幾年前，我剛到報社工作沒多久，有機會開專欄寫評論。而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領導之領導下達的小要求：“評論可以寫啊，但不能有觀點。”好在事在人為，這個“第二十二條軍規”並沒有完全阻礙我的成長。2002年，在大學畢業六七年後，我辭去了第一份工作。回想那次辭職的過程，其間不乏惆悵與糾結。在此之前，因為希望報社能給我一個外派的機會，再加上日報是以日為工作單位，醒來就得繼續工作，不能對未來做一個很好的打算，為此蹉跎了不少歲月。直到一個清涼的夜晚，我上完夜班準備回家，就在我獨自走下報社大樓去開自行車鎖的那一刹那，像是突然被電擊了一樣。我聽到了一個發自內心的聲音：“嘿，你為什麼要在這裏等機會呢？你年輕，還有夢想，你能為自己決策。那個有決策權的你為什麼不給有夢想的你一個機會呢？你為什麼不讓他去試試呢？如果連你都不肯給自己機會，誰還會給你機會？”
是啊，我是自己人生的領導者，我不能因為不給自己機會而荒廢青春。那一刻，我找到了此前從未有過的清明與力量，做自己命運的主人，讓自己給自己機會。就這樣，幾個月內我很快辦完了赴法自費留學的手續。你得承認，對於一個農家子弟而言，這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留學生都是父母大把大把給錢，而我在留學時還必須每年給鄉下父母寄一些錢，包括其間母親做手術的費用。不是說了嗎，我是家裏的“臨時政府”。當然，即使如此，日子過得還算寬裕。畢竟此前工作的幾年，我做過一些兼職，還有一些積蓄。雖然不是很多，但在這點上，我對原單位及曾經效力過的網絡公司還是感恩的。我因此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財務自由，並且體會到了財務自由給我的人生帶來的便利。所以，當有的年輕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將來做點什麼時，我會給他們兩個建議：如果不想浪費光陰的話，要麼靜下心來讀點書，要麼去賺點錢。這兩點對你將來都有用。
臨行話別，報社有位兄長和我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大意是：在一個廣場上，人擠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裏，但如果你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就知道周遭的種種擁擠對你來說其實毫無意義。盡管我正是這樣做的，這段話似乎也隻是為了表達對我辭職留學的讚同，但我不得不說，它對我很有啟發，仿佛為我的離職出走賦予了一種特別的內涵。這算是我現在談論“自由在高處”最初的一點機緣吧。
喬布斯說：“你須尋得所愛。”這個問題在我少年時便已經解決了。我知道一生所愛，除了思考與寫作，我的生命別無激情。我需要尋找的隻是一個更開闊的平台，打開自己的世界。而這一切，在我跨出國門後，都順理成章地解決了。從今往後，我可以為任何華文媒體寫作，接受他們的約稿。在身份上，我不再屬於任何一家單位，我感受到了什麼是“麵朝社會，春暖花開”。更重要的是，我在空間上遠離了國家，在時間上找回了自己。
二
感謝互聯網。雖然十幾年來，我把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都花在了網絡上，這點讓我時常深感不安。我是原報社最早自費上網的人。1996年，也就是在報社大樓統一接入互聯網的前一年，我花了近兩個月的薪水，約四千元，買了一隻貓（調製解調器），並預付了一年的網費。現在“信息成災”，新一代年輕人或許已經無法想象生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我們對網絡信息何其渴望。而我始終相信，一個努力拓展言論自由的人，一定不會忘了拓展接受信息的自由，因為二者密不可分。隻有奠基在接受信息自由基礎之上，自由言論才更牢靠、更真實、更全麵。
而我麵對公眾的更自由的寫作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其後幾年間，伴隨著互聯網言論的興起，各大紙媒都開始意識到了過去單一的新聞紙已經失去了核心競爭力，它還需要觀點，需要評論版，需要觀點新聞。拜互聯網所賜，直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許多報紙都開辟了一到兩塊甚至更多的評論專版，而且一些電台、電視台也開始緊鑼密鼓地在中國各地尋找評論員。
人人有話要說，一個嶄新的時代正在悄悄來臨。然而它又是那麼似曾相識，續接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自由言論，一切勢必要昔日重來。
打開曆史，遊目騁懷，傾聽兩個時代的心跳。誰也無法否認，在那個已然逝去的時代，才子佳人們是何等意氣風發！借著一次次無意有緣的相遇，我陸續了解到了杜亞泉、胡適、王芸生、董時進、張佛泉、儲安平等睿智而堅定的評論家與思想者。從《東方雜誌》、《獨立評論》到《大公報》和《觀察》，從散見於各處的農村問題討論到憲政問題研究，一切都讓我相見恨晚、無比震驚。相見恨晚是因為我不曾在教科書上得到我最想得到也本該得到的知識，而無比震驚則在於當代中國人扭扭捏捏討論的許多真問題，杜亞泉、胡適那代人在上個世紀初已經充分討論了，甚至包括“孩子是否需要讀經”這樣的小問題。而且，由於種種原因，那代人所得出的一些結論，比現在還要深刻。關於這一點，2008年夏天，在我終於通讀嶽麓書社十卷本《獨立評論》後更是歎息不止。
大概十年前，我借《錯過胡適一百年》一文梳理胡適的思想，算是閱盡曆史的玩笑與鬼打牆；同樣，當我用一本書（《重新發現社會》）的篇幅來談國家與社會的邊界時，發現杜亞泉——這位比我恰好早生了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隻用一篇四千餘字的政論便將我要說的道理全講完了。這樣的時候，真不知是欣慰多一些，還是絕望多一些？
然而，我們總還是有些事情可做。記得幾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會，當帶我去的朋友向大家介紹我在南開教書，同時給《新京報》當社論主筆、首席評論員，而且還是江西人時，在座的章詒和女士立即從桌子對麵站起來和我握手：“你就是羅隆基啊！”當然，這隻是些玩笑話。我更知道，無論我是否有所作為，羅隆基和他的那個時代早過去了。但你也大可不必為那個時代事業未竟而惋惜。那代人沒做完的事，由你現在來做，既是責任，也是機緣。歐美國家的一些學者與社會工作者，願意“吃飽了撐的”花更多時間批評亞洲和中國，何嚐不是在這裏找他們想要完成的“未竟的事業”呢？
在《重新發現社會》的後記裏，我談到維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時候十分崇拜夏多布裏昂。雨果曾經用他的一生發誓：“要麼成為夏多布裏昂，要麼一無所成。”若幹年後，雨果的成就隻在夏多布裏昂之上。我也有許多引以為榮的榜樣，從雨果、羅蘭到胡適，從波普爾、茨威格到弗裏德曼，然而這些年來，尤其是在我三十歲以後，我最想對自己說的一句話是：“要麼成為熊培雲，要麼一無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