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二
自救與自由
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易卜生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胡適
每個聖人都有過去，每個罪人都有未來。——王爾德
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
緣?起
我曾在思想國網站上設計了一個問答：“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這是一個微乎其微的測試，但是我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關留言林林總總。比如，集中營是“用來關押革命黨人的”，“用來上政治課的”，“關押被視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關押人的思想，扼殺每個人的幻想”，“集中營不過是把人生按了一個快進鍵而已”，“用思想體係殺人”，“孕育仇恨與敵意”，“讓活人變成僵屍的場所”，等等。
當說，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過，如果大家細心一點，就會發現多數回答都不約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邊”。我是說，答問者沒有從被囚者的角度來思考“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而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關鍵所在。
逆境中積極生活或抵抗
或許有朋友會辯解說：“我們並沒有被關在集中營裏。”顯然，這一解釋並不成其為理由。畢竟，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也沒有參與集中營的建設。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將施虐者比作信息發送者，將集中營比作媒介，將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麼，隻考慮施虐者“拿集中營做什麼”無疑是不全麵的。就像我們被問及“報紙是用來幹什麼的”時，有人會站在發行商的角度說“報紙是來賣廣告的”，也有人會站在讀者的角度說“報紙是用來獲取信息的”。正因為此，我強調在回答“集中營是用來做什麼的”時，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場。
當然，有人會說，買報紙的人是主動的，進集中營的人卻是被動的。這種反駁無疑是有力的。然而，誰又能說我們不是在有限的選擇中最後被動地買了報紙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生便是一種逆境，誰不是被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所謂“積極生活”，亦不過是超越了被動與困境，在別無選擇中積極選擇罷了。如果我們隻是將集中營當作人生的一種境遇或人的條件，我們便更應該考慮在此環境中囚徒要做些什麼，而不是環境在做些什麼。
進一步說，麵對“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這一問題時，如果我們局限於複述集中營的某種罪惡，以為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饋），那麼這種回答就是一種消極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麵的回答。而這種被人們不經意間忽略了的“信息反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為“在逆境中（積極）生活或抵抗”。
眾所周知，沒有反饋的傳播是不完整的，反饋使信息接收者變成了信息發送者，使受動者變成施動者。當這種反饋是積極的時候，我們可以將此解釋為人在接到源於逆境的改造信息後，開始以自己為信息源，試圖改造逆境。換句話說，在集中營裏，囚徒變成了信息發送者，納粹軍警變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時，集中營變成了一種為囚徒所用的媒介。對於囚徒來說，從解碼到反饋（編碼），他至少有兩次積極生活的機會。
如前所述，從自由或人生的角度來說，無論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家或時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營”裏度過，集中營是人的境遇或條件。法國人說，“生命是一次沒有人能夠活著逃出去的冒險”，似乎也給我們的生活罩上了某種末日情緒——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當我們試著樂觀地看待這一切，不難發現許多人仍然活著逃了出來。否則，為什麼每當我徜徉在巴黎的奧塞博物館裏，總能在《吃土豆的人們》裏麵聞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當然，如你所知，這裏逃出來的不是肉體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積極生活。積極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關於這個世界的思考與寫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樣。
幾部電影
盧梭雲：“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我的朋友黃明雨先生最近在給我的信裏更進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肉體的枷鎖之中。”在我看來，人生不過是一次漫長的大逃獄。我之所以說它是一次大逃獄，是因為它實際上包含著無數小逃獄。關於這一點，或許我們更應該將敬意投向朋霍費爾先生那樣的人物，隻有他在獄裏獄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費爾雖是個教徒，但他關心地上比關心天上多。他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生活，冒險犯難，將宗教生活還原到人的內心。在納粹橫行時，朋霍費爾從美國回到了柏林，甚至參與了謀殺希特勒的行動。朋霍費爾是在盟軍解放的前幾天被絞死的。臨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別，他說：“這個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靜。
或許同樣是出於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時常在平凡而蕪雜的生活中，留心搜集一些關於集中營或監獄生活的影片。盡管獄卒或軍警的惡行令人觸目驚心，時常撞傷我的眼簾，然而我真正關心的，是一個囚犯如何積極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題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贖》更讓我心動與感恩。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甚至會讓《勇敢的心》變得黯淡無光。
由梅爾·吉普森執導並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於曆史，描述的是蘇格蘭民族英雄華萊士反抗英格蘭的殖民統治的英勇事跡。影片結尾，讓人無限傷感，英勇的華萊士高喊“Freedom”被殺了頭；《肖申克的救贖》敘述的則是一個入了冤獄的銀行家如何前後花了十九年的時間挖地道出逃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場麵宏大的《勇敢的心》敘述的是集體解放，明修棧道，終於功敗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贖》敘述的卻是個體自救，暗渡陳倉，善惡有報。
談到個體自救，有人可能立刻會想到索爾仁尼琴的有關批評：“魚群從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集體鬥爭，它們隻是想怎樣從網眼裏鑽出去。”當然，我並不低估散兵遊勇的魚各自穿越網眼的價值。顯而易見的是，索爾仁尼琴的批評並不適合銀行家安迪——他出逃後不但沒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張漁網。
人類充滿艱辛勞苦，不時在希望中走向悲愴。從集中營到古拉格群島，不難發現，一個國家的群體解放若不是建立於個體自救與精神獨立的基礎之上，難免會將這場解放異化為在不同監獄之間轉移人民的遊戲。就像喬治·奧威爾筆下的《動物莊園》一樣，盡管拿破侖豬趕走了人，解放了曼納莊園的動物，宣布了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權有勢的拿破侖豬便會學人一樣直立行走、高談闊論，把曼納莊園變成一座“美麗新監獄”。事實上，從納粹覆滅到蘇軍進駐，東柏林人便是經曆了這樣一場“獄間轉移”。
“你們自由了，這是西德領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當許多西方政治家與特工沾沾自喜，吹噓自己的貢獻時，柏林人卻置之一笑——對於他們來說，柏林牆見證的不是冷戰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數以萬計小人物穿越網眼的故事。從主觀上說，他們各救自身，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集體衝破漁網的效果。柏林牆之所以倒掉，是因為即使是那些實施“庸常的邪惡”的衛兵，都要跳到西邊去。如有論者指出，正是無數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覺悟，書寫了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傳說，而這個傳說的名字就叫“自由”。隻有此時，你才能明白，人們對自由的追逐，不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綁架者。對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場勝負歸零、你死我活的遊戲，而是尋求共同解放的偉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後，人因為對自由的求取與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為神明。
德國影片《隧道》很好地還原了曆史。當無數家庭和戀人被柏林牆阻隔在自由與不自由的兩個世界裏時，哈裏、弗裏希、弗雷特、貝克等人為了把滯留在東德的親人帶到西柏林，在柏林牆下挖掘了一條長145米的地道。正是這種群起的、不約而同的自救，讓“有史以來的第一堵不是防範外敵，而是防範自己人民的牆”（肯尼迪語）變得千瘡百孔，弱不禁風。
“今天，我們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聲音猶在耳邊。同樣是今天，在柏林牆倒塌了十五年之後，當我再次路過柏林牆舊址，那片陰鬱的曆史早已煙消雲散，我所見到的隻有舒適閑散的日常生活。當年崗哨森嚴、禁止偷渡的護牆運河上麵，漂泊著幾艘鏽跡斑斑的遊船，而運河兩岸，早已長滿了綠草鮮花。
永不絕望
有位叫楊篤生的青年，在聽說廣州起義失敗後給馬君武寫了封絕命信，然後跳江而死，胡適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為生活艱難投井。兩位青年的自殺，讓胡適感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誌之士，足以有為也，以悲憤不能自釋，遂以一死以解，其誌可哀，其愚可憫也。餘年來以為今日之急務為一種樂觀之哲學，以希望為主腦，以為但有一息之尚存，則終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視，則真無望矣。”胡適一生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寫的蘭花草一詩，標題即為“希望”。
人，應該在希望中棲居。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站到施惡者一邊去想集中營能做些什麼呢？相反，我認為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麼，而不是逆境要做什麼。或許，這才是《肖申克的救贖》給予觀眾的最大收獲。“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一個熱愛自由與幸福的人，一個把自己的一生當作遠大前程的人，應該始終如一地保有一種“關不住”的精神，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紅杏出牆，關心自我實現，追逐自己的命運。勇敢的人，應當對罪惡視而不見。
在索爾仁尼琴筆下，有一種出牆者是“堅定的逃跑者”。
“堅定不移的逃跑者！”索爾仁尼琴寫道，“這是指那些堅信人不能住在籠子裏的人，而且對這個信念一分鍾也未曾動搖過的人。這種人，不管讓他去當個有吃有喝的監獄雜役，把他放在會計科或文教科，還是安排在麵包房幹活，他都始終想著逃跑。這是那些從被關起來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夢寐以求逃跑的人。這是鐵了心決不妥協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服從於逃跑計劃的人。這樣的人在集中營裏沒有一天是隨隨便便度過的，不管哪一天，他要麼是在準備逃跑，要麼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勞改營監獄裏。”
真正的逃跑者永遠在路上，而且永不絕望。
論及永不絕望，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學家馬丁·塞裏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個實驗（1975）。
在這個著名的實驗中，塞裏格曼先生把狗分為兩組，一組為實驗組，一組為參照組。
第一程序：實驗者把實驗組的狗放進一個籠子裏，在這個籠子，狗將無處可逃。籠子裏麵還有電擊裝置，給狗施加電擊，電擊的強度能夠引起狗的痛苦，但不會傷害狗的身體。實驗者發現，狗在一開始被電擊時，拚命掙紮，想逃出籠子，但經過再三的努力，仍然發覺無能為力，便基本上放棄掙紮了。
第二程序：實驗員把這隻狗放進另一個籠子，該籠子由兩部分構成，中間用隔板隔開，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輕易跳過去的。隔板的一邊有電擊，另一邊沒有電擊。當把經過前麵實驗的狗放進這個籠子時，實驗者發現除了短暫時間的驚恐外，實驗狗一直臥在地上，接受電擊的痛苦，在這個原本容易逃脫的環境中，實驗狗連試一下的願望都沒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當實驗員將對照組中的狗，即那些沒有經過第一個程序實驗的狗直接放進後一個籠子裏，卻發現它們都能逃脫電擊之苦，輕而易舉地從有電擊的一側跳到沒有電擊的另一側。
塞裏格曼將這種絕望稱為“習得性無助”。由此可知，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絕望，不過是一種積習，它更多是來自過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現在；它隻緣於我們疲憊的內心，而非完全是因為環境。所以，樂觀的人會說：“沒有絕望的處境，隻有絕望的人。”郝思嘉會說：“畢竟，明天是一個嶄新的日子。”
盤旋在肖申克監獄上空的費加羅舞曲，猶如沾在飛鳥羽毛上的光輝，它之所以讓我們感動不已，是因為那一刻我們相信，即使是身處獄中，囚徒仍可以積極生活，就像《美麗人生》裏給孩子做遊戲的意大利父親基多一樣。自由，何等驚心動魄！而希望，對於一個人的生活來說又是何等重要，它讓囚徒可以隨時隨地抵抗阿倫特筆下的“庸常的邪惡”，讓他們不被絕望體製化，不像實驗狗一樣趴在地上，在遭受數次挫折之後，從此懶得動彈，任憑無休無止的電擊。對於安迪來說，肖申克監獄注定隻是他生命中的過客，隻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樣不幸身死，我們又有什麼可悲歎的呢？他積極生活，是集中營裏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們不必依仗權勢。
如馬斯洛在《洞察未來》中寫道，就算是麵對死亡，每個人仍然擁有自由意誌：“精神病學家布蘭特·貝特海姆和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回憶錄都證實，即使是在納粹集中營裏，一個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過得非常糟糕。一個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嚴或者完全相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一個人仍然可以有發揮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發揮能力兩種狀態。即使處在死亡的邊緣，一個人仍然可以成為積極主動的人，或者是軟弱無助、牢騷滿腹的小卒。”馬斯洛將幸福區別於淺薄的享樂主義。在他看來，痛苦同樣是快樂的源泉，因為在我們經受的痛苦裏麵，同樣凝聚著我們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發，我們說，幸福不過是一個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與精神獨立時的額外所得。
所以我想對那些正在努力或試圖改變自己或時代命運的人說，不要在意周遭對你做了什麼，關鍵是你自己在做什麼。你想的更多的應該是自己做什麼，而不是逆境對你做什麼。換句話說，當我們操心積極生活多於操心那不如意的環境，也許才更有意義呢！
好了，我現在來回答我前麵提給大家的問題——“集中營是用來做什麼的？”不瞞諸位，我早先有個答案，“集中營是用來逃跑的”。當然，如果你願意，也可說“集中營是用來摧毀的”、“用來挖地道的”或像《美麗人生》一樣是“用來做遊戲的”。其實，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談到集中營有什麼用處時，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積極生活的人站在一邊。
人質為什麼愛上綁匪？
2006年，失蹤八年之久的奧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成功獲救。奧地利警方8月25日對她進行了DNA檢測，並公布了她在綁架者寓所的悲慘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時年十歲的娜塔莎在上學途中失蹤，奧地利警方由此展開大規模搜救活動，但毫無結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來震驚了整個奧地利。然而，和其他許多綁架案一樣，當事人在被綁架過程中出現的特殊心理同樣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酸葡萄”與“甜檸檬”
在重獲自由後的首份公開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綁架八年期間的生活內幕。不可思議的是，在她看來，遭綁架不全是“壞事”。
當然，娜塔莎的這個邏輯我們在許多場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說，那些因為曆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歲月的人，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最後喊出“青春無悔”的口號。
娜塔莎的具體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實，雖然總是伴隨著因孤獨而產生的恐懼感。總的來說，我的童年是和別人的不一樣，可是我覺得我沒有錯過任何東西。遭綁架也不完全是壞事，我避開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沒學會吸煙和酗酒，也沒有交上壞朋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對我非常關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為他感到悲傷。”
據稱，被綁架後不久，娜塔莎和沃爾夫岡一起布置了那個地下室，裏麵有床、錄像機、收音機和書架，還有她喜歡的英國喜劇片錄像帶。娜塔莎稱：“我將這裏當作自己的家，裏麵有一切我所需要的東西。”
娜塔莎的邏輯漏洞百出。其所謂“沒有交到壞朋友”的背後，是她被剝奪了交朋友的權利。否則，天底下的文盲都應該為自己不識字慶幸，因為不識字可以讓他們不至於讀到“壞小說”與“壞思想”。地下室內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在地下室裏，娜塔莎接受的是一個自己別無選擇的純潔世界——“沒有壞朋友”。然而，盡管這裏“應有盡有”，足夠“純潔”，仍不過是座“天鵝絨監獄”，因為娜塔莎別無選擇、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與令人捧腹的喜劇片不過是綁匪為她提供的“麵包和馬戲”。
心理研究表明，麵對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會有一個自動保護機製在起作用，即將不良刺激轉化為良性刺激，藉此度過難關。常見的心理防禦機製有合理化、壓抑、選擇性遺忘、幽默、升華等等。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中，體現更多的則是合理化。這種傾向主要分兩類：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檸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如果隻能得到檸檬，就說檸檬是甜的，於是不為此感到苦惱。
娜塔莎同時選擇了二者。一方麵，既然沒有在外麵生活，外麵也沒有什麼好羨慕的，因為外麵有“惡習”，也有“壞朋友”；另一方麵，既然已被綁架了，如果在認知中更多地強化悲慘境遇的觀念，無疑會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綁架的事實理解為沒那麼糟甚至還不錯，會降低內心焦慮和恐懼等負性情緒。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稱為人質情結，指的是被綁架的人質對於綁架者產生某種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綁架者的一種情結。從本質上說，也是綁架者在具體綁架過程中馴服了人質。
1973年8月23日，兩名劫匪闖進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打劫，之後扣押六位銀行職員當人質。六天以後，綁匪被製服，人質獲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質在被救出以後，並不為此高興，反而對警察表現出明顯的敵意。更令人驚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質竟然愛上了綁匪，跑到監獄裏要與他私訂終身，而另一位則搞了一個救援基金會，四處籌錢請律師為綁匪脫罪。
在心理學上，研究人員將這種匪夷所思的心理現象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研究表明，它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四個條件：
條件A：人質生命受到嚴重威脅。
條件B：人質處於某種絕望之中。
條件C：人質所獲得的信息隻能是綁匪給他們的“一麵理”信息。
條件D：人質會得到綁匪的恩惠。
顯然，被綁架的娜塔莎具備上述條件。八年前她被綁架時隻是一個年僅十歲的孩子，從此被囚禁在地下室裏。作為一個未成年人，她更傾向於接受綁匪的教育（即“一麵理”信息）與無處可逃的暴力。即使偶爾能在戶外行走，也不能掩蓋她與世隔絕的生活處境。長期與綁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對於綁架者普裏克洛皮爾產生了認同感和親切感，甚至對重獲自由心懷恐懼，不知如何開始新的生活。
地下室裏的烏托邦
以下這段獨白表明，娜塔莎對於曾經生活過的地下室，更心存懷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們（和沃爾夫岡）一起布置了那間屋子，並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裏裝有一切我需要的東西，我把它布置得像個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會對外公開。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有條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飯——他工作的時間很少。接下來就是做做家務，看看書或電視，和他聊天，然後做飯，就是這些，一年又一年??
談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有人曾經如此設喻：魔鬼來到人間，把一個人抓進了地獄，讓他飽受折磨，當魔鬼允許他回到人間，偶爾過上一點人間的“好日子”，他便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經將自己抓進地獄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綁架者普裏克洛皮爾在1998年將娜塔莎誘拐進大篷車裏帶走，隨後開始對她進行了長達八年的監禁。有報道稱，這所房子被當地人稱為“金庫”，因為這位通信技師為它配備了非常好的安全警報係統——這幢房子像美國的金庫一樣易守難攻。
從警方公布的照片來看，娜塔莎被囚禁在房子的車庫下麵一個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裏。房間僅六平方米大，房門由金屬製成，在這種情況下，娜塔莎插翅難飛。
意味深長的是，娜塔莎曾經透露普裏克洛皮爾逼她稱自己“主人”，並淪為他的性奴。由於綁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後臥軌自殺，我們無從知曉他綁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試圖在自己的密室裏建立起一個隻屬於他的包括權力與夢想的王國，一個他享有絕對權威的美麗新世界。
在綁架中體製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形成，同樣貫穿於“體製化”之中。“體製化”是著名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演繹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裏曼飾）這樣談到“體製化”：“起初你討厭它（監獄），然後你逐漸習慣它，足夠的時間後你開始依賴它，這就是體製化。”
該片中被體製化的象征人物是監獄圖書管理員老布，他在肖申克監獄（體製）下被關押了五十年，這幾乎耗盡了他一生的光陰。然而，當他獲知自己即將刑滿釋放時，不但沒有滿心歡喜，反而麵臨精神上的崩潰，因為他已離不開這座監獄。為此，老布不惜舉刀殺人，以求在監獄中繼續服刑。他刻骨銘心地愛上了那間剝奪了他自由的監獄，並在出獄後，終於選擇了自殺。老布成為環境的一部分，一旦脫離了原有的環境，一切失去了意義。
在綁架中經受體製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樣愛上了這座“金庫”。她在院子裏的偶爾走動甚至給人留下一種在“開明專製”中生活的印象。然而誰也不能否認，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綁架並因此過了八年與世隔絕的生活。
以權利與自由的名義，在“金庫”裏我們隻看到人質和綁架者。由此出發，更大的疑問是，假如娜塔莎認同自己本應該得到的所有權利，心懷希望，並以此還原綁匪對人質巨大的剝奪與渺小的贈予，她是否還會把偶爾到院子裏放風視為“陽光燦爛的日子”，並報之以懷舊的淚眼？
獎勵你，控製你
世界電影，能動人心魄者，大抵可分為兩類：一曰愛情，二曰逃獄。所以，走進任何一家音像店，你隨處可見的便是有關監獄及逃獄的影片。甚至，在一些電影中，愛情同樣被當作逃離的對象。
自由這個命題和愛情一樣古老。倘使我們將人生境遇視為一種此起彼伏、無休無止的逆境，那麼逃獄便是件永恒的事情。正因為此，奧地利被綁架女孩在綁匪的地下室裏度過八年並成功脫逃的新聞撩動了無數讀者的心扉。
論及逃獄電影，就不得不談到《肖申克的救贖》及其靈感來源《逃出亞卡拉》，以及《巴比龍》、《美麗人生》、《送信到哥本哈根》、《逃獄》這樣充滿人性光輝的經典影片。正如米歇爾·福柯通過監獄模型解構政治何以運行一樣，我同樣喜歡透過類似的電影找到有關社會控製與操縱的蛛絲馬跡。而本文將要著重分析的，則是獎勵如何實現社會控製，如何編織人生的牢籠。
賺分的妓女
先說《監禁》（The keeper）這部影片。故事發生在英國的一個小鎮上。克雷布斯是鎮上德高望重的警察，在“追星族”眼裏，他道德、勇敢、善良、守法。然而，誰也想不到，正是這個“完美男人”借辦案之便將舞女吉娜·莫爾囚禁在自家的地下室裏。一切源自克雷布斯幼年時的心理創傷——他的舞女母親被父親殺害。和他的父親一樣，他憎惡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並試圖用監禁或謀殺等手段來拯救那些淪落風塵的女子的身體與靈魂。
克雷布斯把吉娜·莫爾帶進自己的林間小屋的地下室，裏麵有間鐵柵欄囚室，緊挨著廚房。連接囚室與外界的是一扇小窗，由於關在鐵柵欄內，吉娜隻能遠遠地望著窗子。從早到晚，渴望被營救的她不得不像看電視的人一樣觀望近在咫尺遙不可及的外麵的世界。這是一間經過隔音處理的地下室，所以即使吉娜看見窗戶外麵有人走動，也不可能發出哪怕一丁點求救的信息。她似乎注定隻能通過向克雷布斯妥協以獲得自救的機會。
影片中，克雷布斯有著極其複雜的性格，他暴虐卻又不乏同情心。這間被他用來實施非法拘禁的地下室，對他而言更像是一個幫他實現人間正義的“思想改造所”。
和其他許多逃獄片相比，《監禁》的情節結構簡單，乏善可陳。意味深長的是片中克雷布斯創造的“賺分”遊戲。這是一個驚世駭俗的寓言，它向觀眾展示了所有統治者實施統治與操縱的密碼，盡管許多人也許並不理解。
第二天一早，克雷布斯像仁慈的獄卒一樣將早餐遞給吉娜，隔著鐵柵欄開門見山地希望吉娜能夠接受他的改造——因為他是這裏絕對的主宰者，“不要試圖破壞地下室內的物品以製造響聲，引起別人注意”。顯然，吉娜並不在乎這一切。她扔掉了飯盒，痛罵這位終日身穿警服的綁架者。就在這時候，克雷布斯公布自己的遊戲規則——每個人（囚犯）都應該努力為自己“賺分”。根據這個規則，由於吉娜第一天沒有好好吃飯，所以失去了五分，而且這天她將不會再得到任何分數。
對於綁架者而言，這種所謂的激勵與獎賞機製是一種實用而有效的控製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通過這種獎勵，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責任轉移。即，在承認現狀的條件下，被綁架者生活是否過得如意，並不完全取決於綁架者，同樣取決於被綁架者是否自覺自律，是否遵守綁架者製定的行為準則。如果吉娜因為抗拒這些規則而受到懲罰，那也隻是“自作自受”。
熬過幾餐後，吉娜終於選擇了屈服，她和顏悅色地接受克雷布斯的教導，不再和克雷布斯發生直接衝突。綁架者的邏輯是“我是為你好”。所以，當吉娜表現得如一隻溫順的綿羊在鐵牢裏等著克雷布斯的施舍時，後者總會用“恭喜你”一類的口頭禪來開始他們之間的談話，或者說是克雷布斯對吉娜進行思想工作。
盡管克雷布斯為了申明自己的權威，偶爾會隔著鐵柵欄開槍，像是獵殺一隻關在籠子裏的野雞，但這絲毫不影響他每天溫文爾雅地對吉娜說早安。他甚至會在情人節給吉娜送上鮮花。如果吉娜配合，賺得一些分數，克雷布斯還會給她兌換成錢數。比如，吉娜賺到二百分時，克雷布斯給了她三百五十英鎊，甚至給她買衣服與電視機。通過一次貌似真誠的談話，吉娜曾經得到過十英鎊。
現在擺在觀眾麵前的是一個荒誕的場麵：綁架者誠心誠意地希望人質在鐵籠裏過上體麵的生活。然而誰都知道，這是一種別無選擇且毫無保障的生活，任何以屈服換取的“舒適”都是不牢靠的。畢竟，對於人質來說獲得自由才是真正體麵的事。不幸的是，每當吉娜試圖逃跑時，最後都會被克雷布斯抓回來，重新扔進地下室。
對於綁架者來說，獎賞是他們贈予人質的“天鵝絨監獄”。如果說鐵牢籠是為了囚住人質的肉體，那麼“天鵝絨監獄”所瞄準的則是囚徒的內心，是對人質鬥誌的馴服和瓦解。久而久之，人質被“體製化”，逐漸認同並參與種種獎勵規則，為自己的生活“賺分”，任勞任怨。正因為此，當吉娜終於無法忍受身上的肮髒時，她甚至會在深夜對克雷布斯高喊：“賺多少分能洗澡？”在這個封閉的條件下，侮辱與被侮辱者進入某種平衡的狀態。
討論並沒有因此結束。對於《監禁》這部影片而言，輕描淡寫的“獎勵”遊戲隻是個微不足道的細節。由於人質隻有吉娜一人，因此不能完整反映獎勵給“人質社會”所帶來的顛覆性作用。接下來不妨將這一模式放大，假設地下室裏被關的是一百位妓女，看看上述獎勵措施與責任轉移將帶來怎樣危險的後果。和前麵不同的是，現在有了群體的概念，個人的心理與行為將受到群體的影響。
一、一百位妓女被囚禁，起初都會試圖反抗。她們咒罵、尖叫、怒砸鐵柵欄。
二、無動於衷的鐵柵欄與槍擊事件使，反抗開始減弱。部分人陷入絕望，和吉娜一樣，在別無選擇時由著自己趨利避害的本性，至少表麵上開始臣服於警察，以求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部分人繼續反抗。
三、獎勵的設立進一步確定了綁架者的權威，使警察與妓女的關係由“監禁—反抗”的對抗模式過渡到“監禁—協商”模式。由於個體回應獎勵的差異性，被獎勵妓女之間的獄中福利出現不平等，並由此導致反抗成本的差異化。
四、獎勵在效果上的差異性使反對綁架者的道德共同體漸漸瓦解，繼續反抗者不僅會麵對警察的扣分與懲罰，還可能導致其他“做穩了囚徒”的人的反感。有時甚至會站在相反的立場上指責抗拒者不能安分守己。反抗被繼續削弱。（此一階段，可以參考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的遭遇。每逢絕境，便會有人主張“好死不如賴活著”，責罵摩西胡作非為，過去的生活雖然卑賤平庸，好歹還有“麵包和馬戲”。）
五、 如果時間久遠，獎勵將使內部出現類似科層製的結構。綁架者讓其中幾位囚徒負責管理和改造其他妓女，從妓女中發展出“權力的頭牌”，並且給予與之相稱的更多福利。她們成為連接警察與其她妓女的中間階層，具有囚徒與看守的雙重身份。一部分妓女對另一部分妓女的管理開始被合法化。獄中的妓女管理者同時成為警察與妓女的緩衝地帶。如果妓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衝突加劇，後者甚至會視警察為解救者。
六、被囚妓女漸漸忘記所從何來，她們的生活目標不再是逃出去，而是如何從妓女變成看守，接近管理核心。能與警察共進早餐或者在院子裏散步變成一種榮耀。新的道德共同體逐漸形成。既然改變無望，曾經繼續反抗的人“恍然大悟”，開始加入這種“賺分”遊戲，並監督其他反抗者。反抗變得沒有意義，反抗可能削減其他人的福利，並且影響自己的升遷。
自此，獄中控製全部實現。在暴力的支持下，警察通過賺分遊戲成功地改造出一個“地下室社會”。人質失去自由的過程，因此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三步，分別是拒絕奴役、自願奴役和習慣奴役。如果進展順利的話，還會有第四步，那就是讚美奴設。
欲罷不能的遊戲
獎勵如何讓人欲罷不能，如何毀壞人生，使一個人逐漸失去做人的底線，參與作惡，這在泰國電影《13駭人遊戲》中同樣有精彩演繹。
阿奇是一個亞美混血兒，母親是泰國人，父親是美國白人。他三十二歲，是一位音樂器材的推銷員。因為生活落魄，無能力支撐目前他的家族。正在他為這些壓力一籌莫展時，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個神秘電話：“恭喜你從眾多人選中脫穎而出，歡迎參加‘13’，這是一個超級大獎遊戲，你將有機會得到一億泰銖。”就這樣，抱著試試看態度的阿奇由淺入深，從打蒼蠅開始，直至慢慢接受了一係列慘無人道的任務。十三關具體任務如下：
第一關：用地上的報紙打死一隻蒼蠅（獎金一萬元）；
第二關：將打死的蒼蠅吞掉（獎金五萬元）；
第三關：弄哭幼兒園裏的三個小孩（獎金十萬元）；
第四關：搶走乞丐的錢（累積獎金二十萬元）；
第五關：在高級中式餐廳裏吃光一盤人的大便（累積獎金五十萬元）；
第六關：把手機交給一個精神不穩定的人，然後撂倒公車上的無賴，搶走他的電話（累積獎金一百萬元）；
第七關：在十分鍾內，將困在井底的一人救起來，並通知其家人來收屍（累積獎金兩百萬元）；
第八關：用標示八號的鐵椅，打昏穿著八號外套的人（阿奇前女友的現任男友）；
第九關：找出醫院中的關係人（一個在805號房的老太婆，也是片頭過馬路的老太婆），並逃出警察的追捕；
第十關：老太婆需要什麼就照做（造成了“曬衣繩殺人事件”，一群飆車族因急速賽車而來不及刹車被曬衣繩劃掉半個頭顱而死）；
第十一關：拿起屍體堆中的武士刀，有兩種選擇：殺了絆腳石，或者殺了絆腳石的狗警告她不要妨礙遊戲（阿奇選擇了後者）；
第十二關：殺死牛，並且用嘴巴取出牛腸裏的鑰匙；
第十三關：殺死房間中坐在輪椅上的人（累積獎金一億元）。
相關獎勵規則是阿奇欲罷不能的重要原因。根據規則，每過一關都會有數額更多的獎勵，但與此同時，如果他不能堅持到最後一關並且勝出，任何中途失敗或退出的行為都將導致前麵自動到賬的獎金全部作廢。所以，當阿奇還算輕鬆地過了前麵幾關，賬戶上開始有了些錢，並意識到自己必須作惡而想放棄時，他已經身不由己了。他還沒有真正得到他所想要的。為了獲得獎勵，他隻能是越陷越深，惡越作越多（曬衣繩殺人事件可視作集體屠殺的隱喻）。
而且，每次阿奇隻有在過了前一關後才知道後麵一關自己需要做些什麼。對未來的無知隻能讓他得過且過，永遠心存僥幸，永遠忠於遊戲，永遠前途未卜。雖然努力打拚，但命運似乎已經不在他手裏。一方麵，一億元的獎金在那裏等著他；另一方麵，如果他中途退出，那他在前麵吃人大便等付出全部付諸東流，對此，他肯定心有不甘。事實上，這種欲罷不能的補償心理正是許多人一旦陷入官場，就變得無法自拔的重要原因。退出官場可能使他從前的忍辱負重和廣泛積累的人脈變得一錢不值。
影片描寫了社會的殘酷以及人性的光輝如何被獎勵所掩埋。阿奇堅持到了最後一關。不幸的是，當他放棄殺害同為參賽者的父親之後，卻被後者所殺。人性的一點可憐的殘存竟然成了阿奇的墓誌銘。
“方塊A政治”
喬恩·圖泰爾泰博執導的影片《本能反應》裏同樣有有關獎勵與控製的細節。在“和諧港”監獄，監獄管理者為了更好地控製囚犯，每天都進行一場分發方塊A的撲克遊戲。這個遊戲規定由獄卒隨機分發給每位囚犯一張撲克牌。作為獎勵，獲得方塊A的囚犯可以得到半小時放風的權利。由於這是一種隨機分發的遊戲，理論上每個囚犯都可能抓到方塊A。
這隻是遊戲規則的一部分，是明規則。潛規則是，獄卒可以隨意抽出方塊A把它直接扔給任何一個囚犯，並鼓勵那些驃悍的犯人從弱者口袋中搶走這項權利。原本是人人都可以平等享受的權利，因此變成一種專有的、唯有通過掠奪方可以獲得的權利。而管理者正是通過這種不人道的“撲克的統治”，實現了對全體囚犯的操縱，使這個以“和諧港”命名的監獄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強者搶奪弱者，弱者憎恨強者”的仇恨世界。正因為此，在影片結尾，受盡權力愚弄與操縱的犯人們紛紛撕掉手中撲克的場麵才會如此感人至深，令人難忘。
這是我的人生，我必讓它自由
“1949年的一天，我被捕了，第一天敵人用苦肉計，我沒招；第二天敵人給我灌辣椒水，我還是沒招；第三天敵人用美人計，我招了！第四天我還想招，可他媽的解放了！”
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笑話。毛澤東當年不怕國民黨的軍隊，卻怕糖衣炮彈，也是因為獎勵比懲罰可能更能摧毀一個人的意誌。
自古以來，人們便意識到通過“獎勵”不僅可以激發個體的潛能，更能實現對個人與群體的間接操縱。關於這一點，在古希臘神話中可以找到極好的證明。阿喀琉斯的父母舉行盛大婚禮時，邀請了所有的神，唯獨遺漏了“不和女神”厄裏斯。出於報複，厄裏斯在席間扔下一個“不和的金蘋果”，上寫著“給最美麗的女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為“誰最美麗”爭奪起來。正是這場“金蘋果之爭”，使愛琴海岸的凡人卷入了神的賭局，繼而引起曠日持久的特洛伊戰爭。
如果我們放寬視界，不難發現，獎勵作為一種社會控製方式一直廣泛地存在於曆史生活之中。舉例說，那些考了一輩子的老童生便是在某種程度上做了科舉製度的“人質”。他們皓首窮經，隻為得到皇帝老兒預言的獎賞。如果說上述“和諧港”裏放風是一項普世的人權，那麼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讀書受到社會合理的報償更是天經地義之事。然而，當讀書人別無選擇、完全被納入皇權考評體係時，其本質上是舊時的才子被製度綁架了青春。可憐其中許多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舊製度的人質”，不斷地在舊製度中被激勵、被馴服、被體製化，以致除了考試與服從，便什麼也不會做了。
“自己的人生，別人說了算”，這無疑是一種荒誕的困境。回望那些年深月久的時光，我之所見，不過是無數遭受不合理製度與“獎勵”雙重綁架了的人生。所以，當有人聲稱“這是我的祖國，我必讓它自由”時，我更要說“這是我的人生，我必讓它自由”。
不自由的秩序如何殺人？
獎勵使人失去自由。下麵的故事，同樣和獎勵有關。不過，我更願意分析獎勵以外的東西，即人們如何通過已經建立起來的一套秩序或者規則來殺人。
在西方，“13”一直被視為一個不祥的數字。比如耶穌和他的12個門徒一起聚餐，厄運便開始了。由傑拉·巴布魯阿尼（Géla Babluani）編劇並執導的影片《13》（又譯《百萬殺人遊戲》）透過一位泥瓦匠外出淘金喪命的故事繼續演繹了有關這一數字的宿命與不幸。
《13》是巴布魯阿尼的成名電影。影片將觀眾帶到法國的一個海邊小鎮。一貧如洗的塞巴斯蒂安給弗朗索瓦家修葺屋頂，不幸的是，房主因為吸毒過量意外死亡，塞巴斯蒂安因此沒有討要到自己的工錢。湊巧，就在當天，塞巴斯蒂安在弗朗索瓦家的窗台下麵撿到一封不知何處寄給弗朗索瓦的信，裏麵還夾著一張火車票。而就在此前，塞巴斯蒂安曾蹲在屋頂上得知弗朗索瓦正要到外地參加一個撞大運賺大錢的遊戲。對於二十二歲的塞巴斯蒂安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改變自己人生的大機遇。
告別清貧而寧靜的生活，揣著這封信和一張單程車票，試圖冒名頂替的塞巴斯蒂安在一個陌生小鎮下了火車，住進指定的旅館。在一連串神秘接頭暗號的指引下，他拿著剛得到的一張印有“13”標記的紙牌來到了叢林裏的三岔路口。接下來，一位手舉“13”標誌的司機與他接上頭，並把他帶進森林深處的一間破屋裏搜身檢查。檢查者甚至敲掉了他的鞋底，查找他是否攜帶通訊器材，旋即他又被帶進了一座戒備森嚴的別墅裏麵。
這是一個用人命進行賭博的場所。當身份被揭穿後，對遊戲毫不知情的塞巴斯蒂安此時已經無路可退。原來“13號”是他在遊戲中的身份，他必須作為“13號”槍手，以自己的性命賭自己的前程。
遊戲規則原始而刺激。裁判坐在高凳上，十三位參加者按照1—13的編號順次站成一個圓圈，機會均等，他們隻能為手中的手槍放進一顆子彈，不停地轉動槍膛，直到裁判喊停。然後，每位槍手舉槍貼準前麵的槍手的後腦勺。當天花板上垂下來的燈泡突然亮起時，所有參賽槍手同時摳動扳機。
一切突如其來，猝不及防。至此，觀眾漸漸明白弗朗索瓦的暴死或許不是因為毒品，而是因為讓他再次體味“恐怖人生”的這封信。麵對如此緊張而刺激的場麵，從未摸過槍的塞巴斯蒂安早已不知所措。他不僅需要別人為他裝上子彈，甚至在所有槍手都已經開完第一槍後，所有被擊中槍手的屍體紛紛倒向地麵時，他仍然沒有開槍，渾身發抖、汗出如漿。此時，站在他前麵被他頂著腦袋的槍手更是一臉絕望和懊惱，而圍在一旁已經押下重注的賭徒們卻瘋狂地喊著“開槍！開槍！”，要求這個初闖世界的年輕人摳動扳機。
遊戲仿佛為每個人都建立起一種宿命，而一旦加入這個遊戲，人人都是心甘情願的弱者，誰都沒有能力或意誌來破壞這個規則。他們憎恨這個規則，又希望從這個規則中得到好處。隻有明白這一點，觀眾才能理解為什麼站在塞巴斯蒂安前麵的槍手會像一隻溫順的羔羊一樣，靜靜等候塞巴斯蒂安的屠宰；而握著手槍的塞巴斯蒂安同樣手無縛雞之力。在一片喧囂聲中，塞巴斯蒂安終於摳動了平生第一槍。他驚魂甫定，這一槍，沒有子彈。此時，那位早已嚇破了膽的槍手瘋狂地撲向塞巴斯蒂安，仿佛責罵一位破壞規則與秩序的闖入者。
遊戲便是在這種緊張而殘酷的氣氛下有條不紊地進行。下一輪的比賽需要任意放進兩顆子彈，在第三輪的比賽中放進三顆子彈，隨著子彈數量的增多，每位選手的死亡概率都會大大增加，直至最終決出唯一的勝利者。在每輪遊戲開始之前，親臨現場的賭徒都可以對每位槍手投注，隻要這個槍手擊中自己瞄準的槍手，那麼投注他的賭徒便可以贏得獎金。在第二輪對決中，塞巴斯蒂安一定慶幸自己撿回了一條命——身居其後的槍手沒來得及開槍，便已經被緊鄰其後的槍手
射殺。
直到第四輪，場上隻剩下兩名選手——塞巴斯蒂安和6號。在頂著額頭放了一次空槍後，組織者讓兩人各自裝上了四發子彈，頂著對方腦門。燈泡亮了，隨著一聲清脆的槍響，6號重重地砸向地板，塞巴斯蒂安再次僥幸活了下來，他像世界杯比賽中的黑馬一樣擊敗了曾經三次奪冠的“三星”6號。接下來是一場紳士般的彬彬有禮的“分贓”，塞巴斯蒂安終於贏得了自己坐在故鄉遙遠的屋頂上曾經夢寐以求的一大筆錢財。當賭徒們作鳥獸散，“一槍暴富”的塞巴斯蒂安失魂落魄，像做著白日夢般遊蕩在火車站裏。
一個舊的規則結束了，接下來是另一個新的規則。然而，殺人的遊戲仍在繼續。坐火車回家的路上，塞巴斯蒂安被一張熟悉的麵孔頂著腹部連開三槍。狙擊者是6號槍手的弟弟，作為旁觀者，他見證了哥哥倒地而死，更見證了自家唾手可得的巨額“血酬”伴隨著“13號”一聲槍響從此灰飛煙滅。所以，與其說他是找塞巴斯蒂安來複仇，不如說是為了師出有名地搶奪錢財。然而，讓他失望的是，在上車前，預感到可能遭遇不測的塞巴斯蒂安已經將自己的所有酬金通過包裹寄回了老家。他被搶走的不過是一個空袋子。當然，誰也不能否認，那個被搶走的空袋子裏裝著塞巴斯蒂安年輕的生命。
影片結尾，樂聲響起，它舒緩、蒼涼卻又浸透著溫馨。車窗外的陽光打在年輕人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恐懼。
社會如何殺人？無論是肉體層麵，還是精神層麵、意識形態層麵，我們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出數以千計的罪證。才華橫溢的巴布魯阿尼將“社會之惡”濃縮在一場驚世駭俗的殺人遊戲中。回顧這場有組織的殺人遊戲中的殺人與被殺，看似荒誕而誇張的情節卻為我們提供了解開人類曆史上所有社會罪惡的密碼。好社會需要好秩序，壞社會同樣需要壞秩序，而社會之惡便是通過一個個規則或秩序完成殺人的目的並支付“血酬”的。社會總是試圖通過建立起一係列的規則，讓各懷鬼胎的人們心甘情願地服從它，然後在集體無意識中一次次兌現殺人或者被殺。當燈泡亮起時，殺人便開始了。然而，燈泡並不執行命令，它照見卑汙人性，同時也做了卑汙人性的替罪羊。
在這個極其殘酷的規則麵前，每個人都開始進入漢娜·阿倫特筆下的那種“庸常的惡”，成為規則的嚴格執行者與遵守者。就像邁克爾·西米諾反思越戰的經典影片《獵鹿人》（The Deer Hunter）所揭示的一樣，人類需要打破的真實困境是，在“一槍致命”（one-kill shot）的遊戲中，“人對人是狼”（霍布斯語），每個獵鹿者最後都變成了獵物。如中國人常說“政治鬥爭成癮”、“與人鬥，其樂無窮”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同樣意味深長的是，“一槍致命”與“百萬殺人遊戲”是一種恐怖而成癮的遊戲。正因為此，在巴布魯阿尼導演的這部電影中，出現了一個曾經三次奪冠的6號槍手。就像在《獵鹿人》裏，從決殺中大難不死的一位美國大兵從此沉迷於俄羅斯輪盤賭，甚至希望有朝一日在“一槍致命”的殺人遊戲中喪命。
無疑，無論是對於押下巨額賭注的賭徒，還是參與決殺的麻木的槍手，他們共同打造的是一個扭曲的食物鏈。決定這些人一生的，與其說是實力，不如說是運氣，永遠隻是運氣。前麵三局，你隻能期盼後麵的槍手空了子彈或在開槍之前便被人擊斃，而最後兩人對決時，同樣決定於你的運氣。它既要摳動扳機時的速度，更要在你摳動扳機時子彈已經恰到好處轉到了出彈口，等待你的食指致命一擊。當然，如果兩人同時被擊中，這可憐的、血氣蓬勃的世界連虛妄的唯一的勝利者都沒有了。
這注定是個僥幸的世界。當社會秩序建立於這種彼此剝奪的僥幸之上，任何未得到的幸福都是不確定的，而得到的也是不牢靠的。在這種虛偽的秩序中，沒有人能設計好自己的前途，安排好自己的一生，更不可能如貝多芬所言“扼住命運的咽喉”。每個人看似兢兢業業，然而誰也不能掩蓋這種秩序的拚湊本質。此時，社會不過是一個通過臨時拚湊起來的規則來剝奪生命或轉移財富的場所。所謂“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命場”，人們遵守規則，卻彼此傷害，社會滿盤皆輸。“合法傷害權”的背後，是沒有誰是最後的勝者。正如巴布魯阿尼在談到為什麼用“13”這個數字作為片名時所表示的，這個數字給某些人帶來厄運，也給某些人帶來好運。但是，沒有人會持久擁有這種機會。
至此，影片似乎在告訴我們，在充滿激烈競爭與“罪惡秩序”的世界，唯一保存下來的隻是隨時可以易手的錢財，人命已然微不足道。古往今來，詩人們時常慨歎似水流年、時光飛逝，然而，真相卻是時光並不流逝，真正流逝的是我們。透過這部驚世駭俗的影片，我們同樣驚恐地發現，對於這個充滿勞績的社會來說，不是我們賺錢，而是錢賺我們。它賺走了窮人的一生，同樣賺走富人的一生。
屋頂上的礦難
2009年的一天，《新京報》的朋友在網上給我轉來一組新聞照片，讓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這組照片見證了一場悲劇：成都一位女企業家，站在自家的屋頂上，澆上汽油，縱身火海。寂靜的屋頂，沒有風，一邊是共和國低垂的旗幟，一邊是蔽日升騰的濃煙。新聞裏說，離這位女子不遠的地麵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政府工作人員在強拆她家的房屋。而這位女子，在火堆邊的求饒，既沒有感動任何人，也沒有阻嚇住任何人。
權利天空的坍塌
這是怎樣的一位女子，這樣的行為，這樣的悲慘，已經讓人無言以對。就在那一天，我給這組照片起了一個名字，叫“屋頂上的礦難”。之所以有此思路，實在沒有多想，許是因為礦難作為發生在這個國家的一種日常的、近乎無法根治的巨大災難，已經深深烙在我的記憶裏。礦難，是這個時代令人羞恥的潰瘍，屢禁不止的哀傷。而潛意識告訴我，這種礦難，從來不隻是發生在地下，它同樣會發生在地上。
為什麼是“屋頂上的礦難”？讀者也許要責怪我了。屋頂，原本是個多麼詩意的字眼啊！“我在屋頂唱著你的歌”，“我站上全世界的屋頂”，“屋頂上的騎兵”以及“屋頂上的小提琴手”??屋頂是人生的高處，是世界的高處，它連接藍天與星空，是高歌自由與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樣，在我喜愛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裏，最讓我難忘的鏡頭之一也是來自屋頂，盡管那是一座監獄的屋頂，然而那一刻，它迎來了解放。
然而，在成都這個寫滿悲情的新聞故事裏，自由早已經逃之夭夭。我，一個共和國的公民，隻看到唐福珍低眉垂首的側影，看到絕望站在高處，看到高處不勝寒。
老實說，我是在幾天後才牢牢記住“唐福珍”這個名字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我記憶差，或者看新聞不問究竟，而是因為“悲劇主人翁”有著怎樣一個名字在這個時代並不重要。如你所說，今日中國，災難新聞的門檻已經越來越高了。過去，我們常說，不要輕言死去的人們，那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而現在，我更知道，不要輕言一個人的名字了。這個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當唐福珍縱身火海的時候，這世界隻有兩種人或者兩個名字——她是受難者，而我們隻是僥幸活下來的人，是幸存者。
讓人無言的是，唐福珍的自焚，被當地官方解釋為“暴力抗法”。唐福珍沒有襲擊任何人——除了她自己，她的自殺如何成為一種暴力？而在她死後，更讓人心痛的是，她的親戚要求見她最後一麵，還被要求“先請示一下領導”。
曆史不會簡單重複，卻總是那樣似曾相識。大概在幾百年前，有一群英國農民因為領主的巧取豪奪這樣向國王“上訪”訴苦：“這個有權有勢的約翰·米波爾用欺騙、暴力占有您的苦難臣民——我們的牧場，這些土地是我們世代所擁有的。他把這些牧場和其它土地用籬笆圍上據為己有。後來，這個約翰·米波爾又強占我們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園。有些房屋被拆毀，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燒掉，我們被強行驅逐出來。如果有誰不願意，米波爾就率領打手包圍他的家。這些人手持刀劍、木棒，氣勢洶洶，砸破他家的大門，毫不顧忌他的妻兒的啼哭??”
近些年來，“推土機經濟”大行其道，米波爾的幽靈在中國早已經開起了嘉年華與演唱會。在中國，個體的物權又一次被粗暴踐踏。2009年的那個冬天，我是真的在那個屋頂上看到一場礦難。隻是，和以往礦難不同的是，在那裏不是藏在暗處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的天塌了。我看到物權的天空在屋頂上坍塌。
青山無柴燒自己
隔日的評論課上，我讓學生們討論唐福珍所遭遇的悲劇，並要求他們在紙上寫下各自的感想。沒有哪個學生不詛咒這樣一場悲劇。其中有位女生，用了一個讓我十分震驚的標題——“青山無柴燒自己”。所有的評論都終結了，讀到這個標題的那一刻，我幾乎無法動彈。你不用細看餘下的文字就知道這位學生在寫什麼了。人們不是總在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嗎？而這一切，在已然絕望的唐福珍那裏，早已經失去了意義。權利的青山如此荒涼，剩下的或許真的隻有“拆下肋骨當柴燒”了。
從張海超開胸驗肺到孫中界斷指自清，再到這場屋頂上的自焚，有時候，你又不得不悲歎：維權者“反求諸己”究竟上演了一出出怎樣的悲劇！別人搶奪你的房屋，你卻要放棄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樣的一種不幸！
絕望無濟於事。自殺式的維權表達，雖然能激起社會的注意，甚至也會在客觀上推動社會的進步，但對個體而言，終究是在給自己的生命做減法，在某種程度上說甚至也是在給自己的不幸命運“落井下石”。
此前，我之所以常說“悲觀是臥底”，即是因為我意識到悲觀會與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強大的侵權者構成合謀，裏應外合掀翻我們的鬥誌，或者像唐福珍一樣，因絕望而消滅自己的身體。
有生命就有希望。雖說“人人死而平等”，但每個人還是要堅強地活下去。因此之故，我願誠心誠意地希望，那些因抗爭命運而絕望的人，在試圖結束外界施加於自己的種種暴政之時，首先更應該結束的是自己殺死自己的那一場“暴政”。
你怎好意思對“身體維權者”道謝？
2009年的平安夜，網絡比往年似乎更清靜。我在微博上偶爾看到肖雪慧女士和幾個網友在為媒體的年度人物評選“拉票”：“請為身體維權者投一票，這是一個雖弱但絕不怯懦的群體！”“雖然喜歡韓寒，但還是奮勇投了身體維權者一票。”
在該媒體的網上投票站列有十個候選人（群體），包括韓寒、周立波、趙長青、湖北救人大學生、伍皓、王帥等等。其中，對“身體維權者”的描述是這樣的：
孫中界，砍下手指向“釣魚執法”說不，在維權所抵最高處留下標記；張海超，為求真相開胸驗肺揭穿謊言，以滿腔的炙熱映襯出外界的冰冷；唐福珍，為抗拒拆遷最終點燃自己。他們以鮮活的生命為權利而鬥爭，在刀鋒和烈火中伸張正義，他們是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是權利運動的悲情踐行者。
讀到這，我不禁悲從中來。實話實說，我當時心情壞透了，尤其當我看到唐福珍這個名字。就在此前，那場“屋頂上的礦難”曾經讓我做了整整兩晚的噩夢。
其一，我非常不認同這樣的投票互動。
由於唐福珍出現在“身體維權者”名單中，在客觀上意味著將明星與死者放在一起來競爭“年度人物”。悲情還未消退，許多拉票者卻把這個搞成了一個嘉年華。我覺得，媒體可以搞個專家委員會選出年度人物，倡導其精神與價值，而大可不必如此興師動眾，讓一幫網友敲鑼打鼓。若是搞民意調查，那就不要冠以媒體的名義，變成什麼“××年度人物”。
其二，“身體維權”是否值得鼓勵？
此次“身體維權者”包括孫中界、張海超與唐福珍三人，他們無一不是傷害自己的身體以維權。的確，麵對這些“身體維權”者，媒體時常會陷入兩難。記得胡適先生曾經說過：“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我同樣認為，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會建立在一群被慫恿的“烈士”之上。
當然，我這裏並不是說唐福珍是被慫恿的“烈士”。我隻是強調社會輿論在這方麵不要鼓勵大家去做犧牲，以自殘明誌，以悲情為旗。我的基本看法是，媒體可以不遺餘力鼓勵公民維護自己的權利，但不要高標自殺、自殘在救濟社會方麵的意義。
有網友善意地反駁：“這並不妨礙我們給予唐福珍們所應得的尊敬和感謝啊！”尊敬我是認同的，對於任何一個勇於捍衛自己權利的人，都應該尊重。問題在於，你怎麼好意思對唐福珍道謝？唐福珍是想舍生取義以死廢除拆遷條例麼？她的家還在麼？誰都知道，她不過是想守住家園活下去，我們卻要不斷在她身上賦予意義，證明她“死得其所”，死得“重如泰山”，這不荒謬麼？
身處同一時代，每個人都應該盡自己的公民責任，誰也不要鼓勵或者讚美他人多做犧牲，鼓勵他人以血肉之軀捍衛自己的權利，即使這在客觀上會推動社會進步。畢竟人的生命隻有一次，手指也不過十根。所以我說，如果需要在拆遷條例死掉與唐福珍活下來之間做選擇，我寧可選擇後者，因為在一個死人身上追求社會進步是可恥的，一切建立在這之上的進步也是可恥的，自己無所作為而高歌他人犧牲是可恥的。
我記住唐福珍，決不是記住她對廢除拆遷條例做了多大貢獻，而是要記住這個時代有著怎樣的恥辱。在唐福珍死前，那些自稱有良知、有知識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唐福珍死後，這個條例終於要被廢除，這不能證明唐福珍“死得其所”，隻能證明本來有能力廢除這個條例的人集體失語、失職。
轉天晚上，肖雪慧就拉票一事在微博上給我留言：“是不公正，唐福珍已無法為自己拉票，孫、張也沒有能力拉票。但起初我是很欣賞??能把這個群體提出來，對投票形勢也有誤判。受這幾種傷害的人太多，各社會階層都有，連信訪主任退休後被強拆也無力自保。所以以為這個群體會觸動很多人，投票情況卻遠不是這樣。”
我承認，2009年沒有比“身體維權”更驚天動地的事情了；我相信，如蕭瀚所說，“正義必須被炒作，否則它將被活埋”；我更相信，甘地當年之所以能有所作為，不在於他反對的英國人多有正義感，而在於後者被甘地喚醒了羞恥心。在此意義上，另一方麵我也希望媒體的這個年度人物評選能喚起整個社會的羞恥心。如果能有此覺悟，得票率高的韓寒與伍皓，又怎好意思在這場競爭中為自己拉票，去與唐福珍爭一個哀名？
公民膝下有黃金
百餘年前，英國傳教士麥高溫在《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中嘲諷中國士兵不能抬頭挺胸，“沒有充分利用父母賜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同樣在《中國人的素質》中談到中國人的糊塗生活：當有一個曾經當過兵的仆人被問及自己的身高時，他們都沒有計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為對他來說，負重時鎖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諷中國人，“除了腦袋之外是要派各種用場的，因此忽略了腦袋。”考慮到當年絕大多數中國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描摹也並非無中生有。
幾十年來，今日中國人的生活條件從整體上看的確有很大改善。伴隨著大量私家車開始進入普通家庭，中國有希望像上世紀初的美國一樣變成“輪子上的國家”。不過，在變成“輪子上的國家”之前，我不得不提醒——雖然我不能因為錢雲會的慘死斷定中國是一個“輪子下的國家”，但至少可以認為，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徹底脫去“膝蓋上的國家”的舊麵貌。
比如說，西安十戶購房者因開發商未按時交房在售樓處跪求返還首付款；南京一老婦因孫子打人當街跪求不要報警；桂林一老漢當街跪求一男子還他剛從三輪車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膠州一女考生因錯過考試最後入場時間，向監考人員下跪求情；重慶一聾啞女大學生在人才市場向用人單位下跪討要一份工作；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屆曆史專業的研究生，在湖南環境生物職業技術學院求職時，竟當場跪倒在院長的麵前。據稱相同情形還發生在湖南女子大學的校長辦公室裏。兩起研究生下跪事件，一時輿論嘩然。與此對應的是，重慶一公司搞“下跪訓練”，讓員工當街下跪乞討，據稱乞討是該公司的培訓項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製“休克”時，有執法者同樣使用“下跪療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輛違章車，司機七十歲的母親下跪希望通行，而這交警無奈搶先給她跪了下來，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繹到極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頭同行為了維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每個人都飽受“跪族文化”的熏陶。電視機裏，大導演們為大臣與草民們設有“專跪”，須臾不忘推銷帝王時代的美好生活；網絡之上，“跪求”一詞也早已像瘟疫一樣傳遍了每個角落。
令人稱奇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社會生活竟然要通過下跪來解決與協調。莫非這就是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而且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種種“下跪新聞”似乎在向我們道明中國社會生活裏的另一種真相——一方麵，非下跪不足以維權；另一方麵，非下跪不足以抒情。與此同時，這種下跪式維權與抒情又吊詭地成為驅逐理性與情感的一種儀式。一切就像是不太會說話的勸酒，猛地一口喝下去，然後對人說：“全在酒裏了，你看著辦！”
除了社會生活中的下跪外，還有與政治生活相關的下跪。比如，2007年，蚌埠東部的鮑家溝的村民，奔走呼號十幾年解決不了當地日益嚴重的汙染問題，百般無奈的他們最後隻好組織起來，趁著國家環保總局檢查組前來視察時“緊急下跪”。麵對這種“有組織的下跪”，如果有記者拍下當時的照片，相信一定可以拿個普利策級的新聞獎。
再往近點說。2009年11月5日，河北承德六十六歲的農民王秀珍，因其家中拆遷之事向政府尋求幫助，好不容易見到鎮黨委書記史國忠，史書記卻說：“這我還管不了，一樓二樓別去啊，要去就去五樓（跳）。”2010年4月13日，為了反映村幹部涉嫌腐敗問題，遼寧省莊河市千名群眾在政府門前下跪要求見市長，遭到拒絕。4月27日，湖北省公安縣三百多名被辭退的民辦教師再一次集體下跪，要求各級政府落實中央政策，獲得公辦教師資格。他們一邊下跪，一邊打開橫幅，要求得到自己的合法權益。福建南平一婦女因八歲女兒遭人強暴而一直上訪，好不容易見到市委書記，即便下跪喊冤，仍被以“違反信訪條例”為由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