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四
演講與獨白
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羅蘭夫人
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他使自己自由並將其展示於人。自由和奴役是精神的狀態。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對自己說：“我將不再接受一個奴隸的地位，不再服從與我的良心相違的命令。”——甘地
我隻希望政治上的平等要做到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千萬不要像我們目前隨處可聞的，人人平等地屈從於同一個主人。——托克維爾
每個人都有權有勢
——鳳凰網三分鍾演講
2010年1月12日，本書作者參加鳳凰·百度年度盛典，為社會類人物——開胸驗肺農民工張海超頒獎，以下是在現場的三分鍾演講。
大家好！在座的都來了，在座的都“有權有勢”，是不是？有什麼“權”？公民權。有什麼“勢”？就是每個人的公民權都必須得到徹底維護的天下大勢。在座的都有權有勢。另外我還要說的是，在座的都有靠山。什麼靠山？就是中國正在崛起的公民社會。我希望大家都做一些功課，多努力，大家平時多流一滴汗，社會就會少流一滴血。
我要揭曉的第二位當選“影響時代的力量——2009新境界鳳凰·百度時事沸點社會人物”的是河南農民工張海超。他的百度搜索次數是1605408次，他是在2009年以身體維權的三個代表之一，另外一位是孫中界，還有唐福珍。很遺憾，唐福珍今天晚上沒來，我在這裏代表我自己向她鞠一躬。
中國人的自由傳統
——在北京單向街書店的演講
鵝城的百姓也來了吧！最近流行《讓子彈飛》，許多人看了都很激動。今天我們既不發槍，也不發金條，隻發言，沒想到還是來了這麼多人。
我也給大家帶來了兩本書：一本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另外一本是房龍的《我們的奮鬥》。和前一本相比，知道房龍這本書的人並不多。它的英文原名是“Our Battle”，如果譯成“我們的戰鬥”也許更準確些。
1937年希特勒出版《我的奮鬥》，緊隨其後，1938年房龍出版《我們的奮鬥——對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的回答》。從書名不難看出，這是一本反納粹的書。1939年，德國入侵房龍的故國荷蘭，一年後房龍的《寬容》再版。鑒於世界局勢每況愈下，出版商建議房龍刪去最後一章，理由是最後一章對世界過於樂觀，裏麵充滿了崇高的希望和歡呼。為此，悲觀的房龍給書特別加了一篇後記，題為《這個世界並不幸福》。房龍說：“用《英雄》中的葬禮進行曲伴隨我的結束語，比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充滿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適。”因為現在正在被踐踏著的寬容，過去不曾實現過，將來大概也不能夠實現了（很湊巧，今天正好是兩個人的祭日，一個是海子，另一個是貝多芬）。這的確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時代，非但“寬容的理想慘淡地破滅了。我們的時代仍未超脫仇恨、殘忍和偏執”，而且，“很明顯，我們對形勢的樂觀看法有點過早。在近六年的發展中，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各種形形色色偏見和片麵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增長開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們相信，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回到了幾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紀”。
事實上，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二十世紀，它給人類帶來了許多科技上的成就，但就其造成的苦難而言，遠比中世紀嚴重得多。中世紀讓我們看到的是蒙昧時期的荒誕，而在科技昌明的二十世紀，我們看到的卻是理性的冒險和文明的野蠻。二十世紀人類不僅發明了機關槍與集中營，而且將它們普及到地球上的每個角落。當年的中國，法西斯主義曾經流行一時，墨索裏尼、希特勒和斯大林在這裏一度被奉為“當代三大怪傑”。
即使是在今天，我也不認為人類徹底走出了野蠻。且不說三四十年前中國的“文革”，就是在1994年，非洲還發生了盧旺達的種族大屠殺。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有近百萬人被殺，平均九個盧旺達人就有一個被殺掉。當然，真正導致人被殺的，不是殺人者的武器，而是殺人者的觀念與行為。
“這個世界並不幸福”，雖然今天的世界比房龍時代大有進步，至少在世界和平方麵是這樣，但許多人並不幸福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上，人類並非隻是處在文明的風險之中，同樣處於大自然的危險之中。最近日本地震、海嘯以及隨之而來的核危機也表明這一點。我們無法改變大自然，但是可以改變人類自身，讓我們可能經受的人禍越少越好。人性不分古今中外，人類文明發展至今，其實在人性方麵並沒有明顯提高，真正有所改變的是觀念，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相互施與的行為。關係變則人心變。這方麵最好的例證是美國，美國可以說是一個建立在觀念上的國家，而諸種觀念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傳統。
先秦群星閃耀時
常常聽人說起，中國沒有自由傳統，盡是奴性與黑暗。這點我是非常不讚同的。往近處說，有王國維和陳寅恪，他們對“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推崇，也可以說是中國的自由傳統。此外還有胡適、儲安平。傳統首先是一種客觀存在，不能因為它被淹沒了，就否定其存在。事實上，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日漸開放，這些曾經被淹沒了的思想，今天已經廣為人知。
回溯古代，中國也有自由傳統。先秦時期，更是群星閃耀，否則，胡適何來信心“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如果大家對先秦諸子涉獵不多，不妨從《呂氏春秋》開始讀。很遺憾曆史沒有留下編纂者的名字，而隻有“呂不韋門客”這個集體稱謂。
這是一部雜家經典，裏麵收集了各門各派的學說，絕對算得上是春秋時期中國思想的集大成者。透過其中許多寓意深刻的故事，甚至可以說，《呂氏春秋》裏蘊含著非常豐富的現代性，有著並不亞於甚至超越這個時代的價值觀：比如對財產權和人身權的重視，對生命和自然秩序的敬畏，對地方自治和包產到戶的肯定，對言論自由和精神獨立的頌揚，對種族平等、人權高於主權的推崇，包括我們今天講得比較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都可以在《呂氏春秋》裏找到。像《重己》、《貴生》等篇目，完全應該收入中小學教科書。為了更好地探討中國古代的自由傳統，先向大家介紹《恃君覽》一節中的兩個小段，看看中國古代的知識精英有著怎樣的自由思想與國家倫理。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製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
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
第一段的意思是，凡人所具有的本能，爪牙不足以保衛自己，肌膚不足以抵禦寒暑，筋骨不足以趨利避害，勇敢不足以擊退和禁止強悍之物，然而人還是能主宰萬物，控製禽獸，降服凶害之毒蟲，寒暑燥濕不能為害，這不僅僅是人們先有準備，還因人們群居在一起。群眾聚集在一起，對彼此都有利。這段話和克魯泡特金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論：進化的一種因素》觀點相近，克魯泡特金認為自然界的法則並非隻有達爾文主義中的競爭和適者生存，還有合作、互助是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物種得以保存下來並不斷進化的主要因素。他認為，這一理論是對達爾文生存鬥爭學說的一種補充。沒有互助，達爾文的學說就不是完整的。克魯泡特金是無政府主義者，是想以此理論證明，由於人類具有互助的本能，沒有國家和沒有任何權力支配的社會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較之有國家和有權力支配的社會可能更完善。無論你是否讚同克魯泡特金的觀點，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人類需要合作，否則無以生存。
第二段講的是國家的起源。正是因為人們聚集在一起，會產生以強淩弱的種種矛盾，故而需要秩序。如果沒有君主的部族或者國家，他們的人民有如麋鹿禽獸，年輕的役使年老的，年老的畏懼強壯的，有力的人被認為是賢德之人，殘暴傲慢的人受到尊敬，日夜相互殘殺，沒有停息之時，以此來滅絕自己的同類。聖人深深懂得這樣帶來的禍患，所以替天下做長遠的考慮，沒有比設置天子更好的了；替一個國家做長遠的考慮，沒有比設置君主更好的了。設置君主不是讓君主謀取私利，設置天子不是讓天子謀私利，設置官長也不是讓官長謀取私利。
同樣是這段話，有個西方人在兩千年後想明白了。他是十七世紀活躍於英國的霍布斯。霍布斯有個著名論斷——“人對人是狼”，是說在沒有國家之前，人與人之間互相侵害，為了避免狼戰，人們締約成立了國家。霍布斯最開始是擁護君主專製的，1649年查理一世國王被送上了斷頭台，英國廢除君主製，建立了共和國。霍布斯在《利維坦》的第二部分《論國家》中，在堅持王權絕對的觀點的同時，又試圖表明，當君主已無法再履行保護臣民安全的職責時，臣民就可以解除對他的任何義務，並轉而服從於一個新的君主。
從《恃君覽》可以看出，中國的古人已經有現代國家觀念了。國家是為人民的利益而設的，而不是為了統治者的各層官員而設的。諸位知道，中國古代還有“吊民伐罪”一說，意思是如果一個地方出現了暴君，那麼其他國家就有義務前去慰問那裏受苦的人民，討伐有罪的統治者。用今天的話來說，吊民伐罪實際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契約精神，如果君主有悖於民眾，那麼民眾就有理由推翻他；二是當暴政發生，來自外部的正義力量可以對其進行幹涉。這實際上就是“人權高於主權”的概念。那些不認同“人權高於主權”的人無法否定這樣一個事實：聯合國正是基於人權高於主權這一價值而建立的。
其實，在認同主權高於人權的人裏麵，意見和出發點也並不相同。一種人把主權當實體來崇拜，更多是情感因素，作為一種單方麵的意義賦予，這方麵其實是無法講道理的，隻好各自保留意見。另一種人把主權當工具，認為主權是保衛人權的工具，如果沒有主權的保護，人權就得不到保護，所以主權比人權重要。這裏有個邏輯上的問題。主權像衣服，為我們禦寒，主權的確很重要，但是誰能說我們的身體不比衣服重要呢？另一部分人則將主權當作自己謀利的工具，他們做了侵犯人權的事情，卻又拿主權為擋箭牌，禁止輿論對其說三道四。更有甚者，比如說現在的利比亞，據說卡紮菲為了抵抗國際幹涉，還驕傲地宣稱已經組織了人盾、肉盾。這已經不是簡單的人權與主權孰輕孰重的問題，而是卡紮菲政權高於一切，它既壓倒了主權，也壓倒了人權。被選作人盾、肉盾的人民，就像“國家儲備肉”一樣在關鍵時期被派上了用場。我以為這不隻是簡單的不人道，而是天大的罪惡。
《呂氏春秋》是怎麼看國際幹預呢？在《蕩兵》一節裏有這麼一段話：“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意思是，古代聖王主張正義的戰爭，而沒有廢止過戰爭。戰爭由來已久，與人類一起產生。
“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訴，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振亂》）這段話講的是，如果社會太亂，人民的痛苦不能再增加了，如果人民水深火熱，無處申訴，那麼賢明的君主和有才幹的人就應該起兵討伐，這種戰爭是正義的戰爭。
中國有個成語叫東征西怨。這個典故在《尚書》和《孟子》裏有都記載，講的是商湯的王師向東邊征討暴君時，西邊的老百姓表示不滿，因為商湯沒有先去拯救他們，那兒也有一個暴君。《孟子》裏還有一句話與此相關：“誅其罪，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滕文公下》）。所謂“吊民伐罪”，就是慰問受苦的百姓，討伐有罪的統治者，這是古代賢明君王必須承擔的道義。現在就國際幹預而言，觀點不一，但在中國古人多半是主張幹預的。即使墨子反戰，其守城也可以理解成另一種形式的幹預。主張不幹預，有的是希望主權獨立，有的則是為了保持作惡的特權，就好比有的人不想管別人打孩子，其實暗含一種肮髒的交易，即我不管你打你家的孩子，你也不要管我打我家的孩子。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我曾經將此解釋為“人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君權”。
接下來，如果你不是一個暴君，是一個還算不錯的君王，但是別人覬覦你的土地，你不給他，他就殺戮你的人民，這時你會怎麼選擇呢？
《呂氏春秋》有一篇題為《審為》，裏麵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這裏的太王亶父，也就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居住在一個叫邠的地方。狄人攻打邠地。太王亶父獻上皮毛布帛，狄人不肯接受；獻上珠寶玉石，狄人也不肯接受，因為他們最想要的是土地。太王亶父考慮再三，就對臣民們說：“與別人的哥哥一起居住卻要使他的弟弟被殺，與別人的父親一起居住卻要使他的兒子被殺，我不忍心這樣啊!大家都勉強住下去吧，當我的臣民和當狄人的臣民有什麼區別呢？而且我聽說，不應該用養育人民的土地來危害所要養育的人民。”於是太王亶父拄著杖離開了邠地。可是臣民不舍得他，還是成群結隊跟著他，於是他們又在岐山下建成了國家。太王亶父又稱古公亶父，是個廣施仁政很有德行的人。孟子曾經讚揚他專情妃子太薑，不娶其他妻妾，故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據說後世以“太太”尊稱已婚婦女，便和太薑有關。但就棄城一事，肯定有人會說周文王的祖父太軟弱，這不是投降主義嗎？什麼反抗都不做，太不政治正確了吧？按現在的政治觀念，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會這樣評價周文王的祖父。當然，有的人會退一步想，周文王的祖父在我弱敵強的時候如果不走，恐怕也就沒有了後來的西周了。其實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周文王的祖父知道，和土地相比，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不以所以養害所養”，這裏說的是土地，即不應該用養育人民的土地來危害所要養育的人民。同樣的道理，國家本是用來保護大家的生命和自由的，人民成立國家，也不是讓它來危害人民的。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這句話：“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在周文王的祖父看來，如果隻是更換統治者，如果狄人能夠像他一樣善待自己的臣民，自己離開了，雖然自己損失不小，可是人民損失並不大。但如果打仗使許多臣民丟掉性命，不啻讓這些臣民因為自己的占有欲而作了不可挽回的犧牲。
這種相對開放的政治觀念在今天許多國家可能都行不通，但它也不無道理，更不能將之簡單地理解為“投降主義”。當年德軍侵略巴黎，巴黎放棄了抵抗，最後的結果是巴黎保存下來了，德軍也被消滅了。寧為玉碎不難，難的是在亂世之中不為瓦而傷玉。如果不考慮戎狄的侵略屬性，在某種程度上，周文王的祖父的做法甚至有點現在“讓渡主權”的意味。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中國的古人明白統治者的利益並不完全等同於被統治者的利益，政治國家的利益並不完全等同於社會自身的利益。簡單說，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便已經有了一些現代國家的觀念，其中有些觀念甚至至今還有些超前。
翻閱《呂氏春秋》，你會發現許多與現代政治倫理相關的章節。比如《貴公》：“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同樣是在《貴公》裏：“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這些都是在講公平的重要性。又比如《去私》裏有這麼一句話：“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遂長焉。”這些話和哈耶克的自發擴展秩序原理①[①在哈耶克那裏，“自發社會秩序”是他的自由主義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哈耶克亦常用“自我成長的秩序”（self-generatingorder）、“自我組織的秩序”（self-organizingorder）、“人之合作的擴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等術語替代。在有些地方，哈耶克用希臘語cosmos來意指這種自發秩序，並稱之為“成長的秩序”（a grow order）或“內生秩序”（a endogenous order）。哈耶克並不完全排除人為的引導作用，隻是強調人類理性的局限與社會的複雜，社會製度不是有意識的理性設計產物，試圖有意識地對演化的社會秩序進行重新設計將極有可能帶來更差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後果。
]頗為神似。
再看《用眾》裏的這一段：“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
一個人生長在A地講A地的語言，生長在B地講B地的語言，如果將生長地對調一下，他們會講被調換之後的地方的語言。亡國之君並非天生就是個亡國之君，而是受製於其所生長的環境。我不認為這裏講的是簡單的文化決定論，相反，它可以用來批評所謂的國民性或者國情論。今天有人講中國人的素質不適合民主，其實你若給中國人一個搞民主的環境，民主就會慢慢搞好。
透過上麵這些細節，包括前麵有關人權與主權的辨析不難發現，今天被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推崇的很多西方理論，其實在中國古代都能找到精神源流。隻不過，我們有些自由傳統被秦以後的帝王專製給淹沒了。類似的例證還有很多。不僅在《呂氏春秋》、《孟子》裏有，如果你去讀老莊，會發現這片土地曾經充斥著一些怎樣的自由觀念與社會理想。
這些都是我為什麼不讚同說中國古代沒有自由傳統的原因。當然，先秦以後，隨著秦政的建立，中國的自由傳統受到嚴厲的打壓，但就事論事，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說中國曆史上就沒有自由傳統。這對於那些有擔當的古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良知與自由精神也從來沒有在這片土地上徹底泯滅。
為何失去自由？
法國的電視裏經常會有些政治辯論，偶爾也會有中國人參加。記得有一次，當一位法國媒體同行批評中國不自由時，一位來自中國的資深記者趕緊反駁說：“中國是個自由國家啊!”
當時我很不以為然。不過有時候，我倒真覺得我們這個國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尤其是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更感覺到國內自由了。美國算什麼自由社會啊，辦公室說個黃段子都有可能被起訴，盜版也不好買。生產者在消費者麵前不自由，政客在選民麵前不自由，選民在法律麵前不自由，法律在憲法麵前不自由，憲法在憲法修正案麵前不自由。中國不一樣，雖然PM2.5的值會高一點，可我們這裏到處是自由的空氣啊。
在報紙上，除了朝鮮，我們可以公開批評任何國家。我們可以譴責美國總統，也可以批評本國的領導人，責怪他們平時太不注意身體。我們的電視連續劇也可以反映現實，《大追捕》就拍了犯人通過絕食抗爭，因為獄警吃得竟然比他們還差。
我們的互聯網，除了有防火牆，也是自由的。在那裏，你想對誰施暴就對誰施暴，你想拉一支隊伍就拉一支隊伍，建立水軍，建立五毛黨，建立百度文庫，把有版權的作品都掃描一遍。馬丁·路德·金說：“I have a dream。”我們也敢說：“I have a Dreamweaver。”①[①Dreamweaver是由Macromedia公司所開發的著名網站開發工具。
]而且是免費的。
我們的政府也自由啊，想限購就限購，想漲價就漲價，想給自己漲工資就漲工資，想預算多少就預算多少。想搞計劃生育就搞計劃生育，想拆遷就拆遷，想征地就征地，想多征稅就多征稅，而且是長征啊。胡適不是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嗎，我們的老百姓都記住了。
關於自由的內涵，劉瑜在《民主的細節》一書裏已經講得很好：“自由社會首先是一個責任社會。”從邏輯上說，我們這個社會最缺的不是自由，而是責任。中國人講，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也絕不是一夜之間就毀掉的。社會變化也有其內在的肌理，一個社會，無論變好，還是變壞，都有一個演化的進程。
關於中國人的自由傳統，講兩個曆史細節。
一是1945年3月，美國有個報紙主筆協會代表到中國來，因為這個組織有助於推動戰後中國的新聞自由，當時的《大公報》發表社評《歡迎新聞自由》，裏麵有句話：“坦白地說，中國有四千多年的文化，並首先發明了印刷術，但從來沒有過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然而轉天，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發表了國民黨中宣部新聞處長馬星野的文章《中國言論界的自由傳統》。馬星野說：“我們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四千年來一貫的民本主義精神，一貫的反對暴君，一貫的尊重清議，一貫的有是非善惡，如果我們一筆抹殺，以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都是舶來品，這種荒漠如何能培植出新的花果？”
而在此前一天，《中央日報》發表社評，題目就是“擁護新聞自由”：“中國人是先天的愛好和尊重言論自由的。中國人最相信文字的力量。中國人對於語言文字有一種最高的愛好。據說倉頡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這就是說，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在顫栗了。”
二是1953年9月11日的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四十九次擴大會議上，時為全國政協常委的梁漱溟發言說：
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的。但自進入大城市以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中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包括北京）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視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共產黨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轉天，毛澤東批評梁漱溟，認為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隨後幾天，毛澤東還在會議上對梁漱溟使用了“以筆殺人”、“偽君子”、“徹底反動思想”等詞語。有意思的是，就在梁漱溟與毛澤東爭辯時，一開口便有人將他打斷，最後會議決定對是否讓梁漱溟發言進行表決，除了毛澤東等少數幾個人舉手讚成梁漱溟繼續講話外，絕大多數人都舉手表示了反對。就這樣，曾經在延安與毛澤東可以聊上幾天幾夜的梁漱溟被剝奪了言論自由。這個曆史細節十分耐人尋味：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漸漸失去了反對的聲音，既非一日之寒，也非毛澤東一人所能為。直到現在，我們還有像申紀蘭這樣的人大代表，以一輩子沒有投過反對票為榮。
我在前麵談到《孟子》和《呂氏春秋》裏的政治思想，包括後麵講的這兩個細節，不過是在強調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由的傳統，而且也曾經達到了不起的高度。像老莊，完全是古典的自由主義者。與此同時，我想強調的是，一個社會想獲得自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一個社會失去自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在家重讀《呂氏春秋》，暗自感慨為什麼先秦那麼多有深度有高度的思想與觀念，卻沒有對中國後來的發展起到決定性的影響。一方麵是因為極端政治力量的無情打壓，另一方麵也因為社會沒有自覺地傳承。從二十世紀初開始，我們更是否定了太多的東西。一個極端的做法就是認為我們傳統毫無價值，索性打倒了事。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做法。關於這一點，殷海光先生在給他的學生林毓生的信裏有一點解釋，他認為五四人的內心深處，並非近代西方意義上的“to be free”（爭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這二者雖然相關聯，但並不是一回事。殷海光的這個觀點，我認為是非常深刻的。那一代人，因為一心要求解放，所以具有掙脫一切束縛的激情，什麼都想推翻，想打倒，其實內心是茫茫然的，隻顧現在一時的感受，而不計將來。最後的結果是過對了河，卻上錯了岸。當然我並不讚同殷海光信中對胡適的批評，一來胡適並非簡單的“終生崇拜美國文明”，他也試圖“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二來我認為胡適的價值恰恰在於他謀求的是“to be free”，而不是“to be liberated”。最近許多人都在微博上爭論要不要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孔子像。盡管不完全讚同孔子的一些主張，但我並不反對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雕像。我反對的是隻立孔子像。中華民族有著豐厚的思想資源，不可能隻有一個人值得紀念。如果尊重傳統並希望找到有利於這個時代的思想資源，更應該樹立那個時代思想家的群像，而不是繼續在膜拜與打倒孔子之間做極端的鍾擺遊戲。如果我們今天能夠豎立起先秦時代的群像，公平地對待古人的創造與智慧，客觀上說也是在續接這片土地上的自由傳統。
自由在高處
——在中央電視台的演講
很高興到央視來做這個講座。一來因為我做過媒體工作，非常了解大家在這個時代遇到的困境；二來不論困境如何，總還是有很多人在積極地做事，保持著生命昂揚的本性和進取之心。而我也願意和這些朋友交往，並從中獲取能量。我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和我交往最密的媒體朋友主要在兩個地方：一是南方報業，一是央視。這很有趣，因為在許多人看來，南方報業大膽敢言，鋒芒畢露，像是“叛軍”，而央視四平八穩，總在關鍵時候定調子，像是“中央軍”、“禦林軍”。甚至有人認為，雖然兩家媒體都被罵過，理由卻不太一樣，南方報業是因為做得太好，而央視是因為做得太差。這樣過於臉譜化的評價難免有失偏頗，會讓我們忽略一些好的東西。據我所知，張潔、李倫、莊永誌、柴靜諸君都做過不少好的節目。相信這樣守護良知與獨立精神的人在央視以及其他中央媒體裏還有很多，大家日拱一卒的忍耐與堅持，謀求國家與社會進步的決心，都是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
而且從整體上說，國內絕大多數媒體都抱著一種熱切的態度，希望中國能朝著一個開放、寬闊的方向走。這是我們時代的默契。像《環球時報》那樣雞立鶴群，一見“陰謀”就興奮的媒體，畢竟為數不多。
回到本次講座的主題，幾天前我給李倫兄兩個備選題目，最後定的是“自由在高處”。這個題目給人無限遐想。什麼是“自由在高處”，最極端的理解恐怕就是身居高位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有網友看到預告，就說要想自由在高處，你先得給我找個直升機。
今天，我到這裏來不為提供直升機，這不是我能解決的。我想談的是對自由與時勢的理解。我相信大家都趴著的時候，你堅持站著你就在高處了。為了講得更清楚些，我會同時談到幾部電影。電影在我這裏從來不隻是一種藝術，更是思考現實的工具。
有關自由概念的理解
A. 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關於自由有很多說法。它究竟是好詞，還是壞詞，得視條件而定，在此不妨簡單羅列一下。
有些自由是被歌頌的。比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這裏的自由同時是自由女神，妖嬈的乳房，不僅唯美，而且哺育現代文明。富蘭克林說“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這裏自由也是好詞。胡適在晚年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則將自由放到了次好的位置。
有些自由是被質疑甚至被詛咒的。自由有時候是個好詞，有時候模棱兩可，有時候則絕對是個壞詞，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盧梭曾經說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L’homme est né libre，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這裏自由也是好的。但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變成了“自由引導野獸”。對此抨擊得最厲害的是羅蘭夫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在這裏，自由就變成了一個壞詞。當然，我們知道這種以強製為前提的自由，並非真正的自由，其實質是奴役。托克維爾曾經這樣談到法國大革命：“法國人希望平等，但當他們在自由中找尋不到平等時，就希望在奴役中找到它。”
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邊上有個韓戰紀念碑，紀念碑牆上的標語寫著：“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總是要付出代價的）。這裏的自由區別於上文的liberté（即英文的liberty）。同樣是自由，它對於美國人是個好詞，可在朝鮮官方看來又是一個壞詞。
同一個人，他還可能既要求自由，又要求被奴役。站在皇帝麵前，馬丁·路德講過這樣一句名言：“這是我的立場，不能後退一步。因為我的良心唯獨是上帝話語的囚徒。”在皇帝麵前，路德是自由的；但在上帝麵前，他又是不自由的。他那麼樂意，那麼清醒，他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平常我們說自己是“良知的囚徒”，這也算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自願奴役論”了。
有些自由無所謂好壞，隻在於各有取舍。Beyond在《海闊天空》裏唱的“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這裏自由指的是身心自由，是Freedom，它是好東西，但和現實往往會有衝突。而裴多菲的蜜月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Life is dear，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實際上包括了三種自由：生命、愛情以及後麵特指的“政治自由”。有的人願意為了政治自由拋棄生命與愛情，有的人不願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時代理解也不同。二十世紀中國的許多革命者，今天回過頭來想當年如何出生入死，恐怕也有新的理解。
有關自由的理解還有很多。有些敘述則完全等同夢話，如奧威爾寫在《一九八四》裏的辯證法，“自由即奴役，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這裏的自由，不過是把手伸進手銬的自由，仍不是真自由。
B. 兩種自由
最近一年來我對“國家”這個概念談得比較多。借著今天這個機會，和大家一起探討兩個自由的概念，即上麵已經涉及的liberty和freedom。
先說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這個詞。帕特裏克的“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寧死），用的也是這個詞。從詞義上說，liberty既指自由權，也有“冒昧，失禮；（對規章等的）違反行為； 不客氣”等含義，作為複數用時同時還包括“特許權； 自治權，選舉權，參政權，使用或留住權，活動範圍，特許區域”等意思。而在哲學意義上，還有“意誌自由”的意味。從這些意思中可以看到，liberty主要協調的是人與社會的關係。所以當年嚴複翻譯密爾的《論自由》（On Liberty）時，直接把這本書譯為《群己權界論》。嚴複是個很敏感的人，他意識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將freedom稱為自由，而將liberty譯為“自繇”，以示區別。
說到嚴複的謹慎，這裏不妨補充一下他對“right”一詞的翻譯。1862年，丁韙良將“right”譯為“權利”，對此嚴複並不滿意，認為這是“以霸譯王”。因為“right”一詞有是非之分，並不隻有中文世界的“爭權奪利”，還有正義，所以嚴複後來將它譯為“民直”、“天直”。為解除國人對“right”一詞的誤解與誤用，尤其是在政治紛爭中的有意歪曲，隻講“權利”，不論“是非”，胡適一再對“權利”一詞重做解釋。1933年，胡適也選用兩個漢字，造了一個新詞：“義權”。胡適說：“其實‘權利’的本義隻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義權’。”
為避免詞義與語音上的混淆，最近這些年又有人提出以“利權”代替“權利”，並由此重新引起了一場有關如何糾正“權利”一詞的討論。由此可見“權利”一詞的問題一直未解決，成為好問究竟者心中的隱痛。
另一個詞則是freedom。在電影《勇敢的心》裏，當手帕從天空徐徐落下的時候，華萊士當眾喊的那個詞就是“freedom”。它傾向於指個體的自由。我講九十年代以後中國人“背對主義，麵向自由”指的也是這個自由。
張佛泉（1907—1994）是胡適派自由主義群體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他曾經在《自由與人權》一書中區別過這兩個詞：liberty多指政治方麵的保障，可以開列一張明晰的權利清單；而freedom 含義比較模糊，多指人的意誌自主性，並無公認的標準。以賽亞·伯林有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一說。所謂消極自由，說到底就是免於做什麼事情的自由；而積極自由是可以做什麼的自由。消極自由是“不說”的自由，而積極自由是“說不”的自由。考慮到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種底線自由，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將liberty理解為一種消極自由；而freedom作為一種進取的自由，可被視為一種積極自由。
C. 政治底線與思想自由
海涅曾經提醒法國人，不要輕視觀念的影響力：“教授在沉靜的研究中所培養出來的哲學概念可能摧毀一個文明。”海涅抱怨盧梭的著作在羅伯斯庇爾那裏成了血跡斑斑的兵器，甚至成功預言了費希特和謝林關於民族優越性的浪漫信仰會在德國追隨者那裏造成反對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結果。
不過，對於海涅的提醒，伯林並不完全讚同。理由是，如果這些教授能夠產生致命的力量，那麼化解這種危機的力量，不也來自其他思想家或者教授麼？用今天的話來說，我們並不害怕某種極端的理論，而是害怕沒有與之相抗衡的理論。當觀點使世界傾斜，平衡世界的仍是觀點，而不是消滅觀點。
在伯林看來，最重要的是要為自由預留一個底線，即個人自由應該有一個無論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範圍，如果這些範圍被逾越，人就會徹底失去自我與自由。為此，我們應當在個人的私生活與公眾的權威之間，劃定一道界限，使人類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須獨立，不受社會控製。若是侵犯到了那個保留區，則不管該保留區多麼褊狹，都將構成專製。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你不要自由，我強迫你自由”。如果宗教、意見、表達、財產的自由等等在大革命時期得到保護，血流成河的法國大革命就會是另外一種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