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樓事件緣何頻發？當時，諸多部門與獨立機構介入調查，媒體記者也試圖還原富士康員工的真實生活，但至今也沒有哪一家單位能厘清出一個權威的說法。
梁超死後，他的3位工友被叫到派出所做筆錄，他們都住在龍華園區福華宿舍的420房間，房間共住8人。但令人驚訝的是，這8名員工竟然互不認識。“我們有上白班的，有上夜班的，部門也不一樣，大家隻顧上班，回來都說不了幾句話，雖然住一屋，但很多都不認識。”一位員工如是說。富士康連跳後，質疑其人情冷漠的人很多很多，但冷漠到如此程度著實讓人訝異。
第9跳後，為了給員工祈福，消除員工間長期彌漫的緊張情緒，富士康集團一度邀請高僧來到深圳做法事。而與此同時，隨著墜樓次數不斷更新，更多的聲音認為，富士康頻發墜樓事件和企業在管理方麵存在的問題不無關係。
山東小夥子張楊曾在富士康集團當過兩年普工，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富士康，“不加班就賺不到錢”。據小張說，他正是受不了這樣的壓力才辭職的。
相對於肉體上的壓力，富士康的員工還要承受很多精神上的折磨。富士康另一位已經辭職的員工小焦說，很多富士康的員工都覺得得不到尊重，“沒有哪個幹部不罵人”。
在富士康深圳廠區內，路上可見的是忙碌的工人，他們腳步快捷，他們臉上多數有著未脫的稚氣，他們正值風發的青春。在富士康的員工活動中心，設了一間發泄室，員工可以去裏麵毆打橡皮人，每天去的人可謂絡繹不絕，他們要發泄的究竟是什麼？或許梁超的死給世人一點啟示。
刊登日期：2010年5月16日
◆記者手記：為富士康跳樓事件求解
原本，富士康與連跳這兩個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在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連跳事件一次次地撞痛國人的心，把他們聯係在一起的是11條鮮活的生命——青春的凋落。
2010年5月14日，富士康第9跳發生，第二天，這一新聞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條：死者梁超，21歲，安徽人。這一次，富士康的連跳事件與安徽扯上關係了！
當晚，常國水與向前分頭聯係上了死者梁超的叔叔梁獻德與哥哥梁峰，聽他們含淚講訴了梁超墜樓前後的種種。5月16日，第一篇報道登上了本報的頭版頭條。
也在同一天，按照報社領導的安排，常國水與向前飛往深圳，在飛機上，記者就一直在想，此行我們要挖掘的究竟是什麼？其實，我們與所有媒體同行一樣，在富士康連跳事件發生後，我們集聚到深圳，希望通過采訪與調查，用各自的視角去還原富士康跳樓背後的死亡真相。這是一個求解的過程，但很遺憾，富士康是一道極其複雜的方程式，時至今日，也沒有哪個人或者哪個機構給出準確的答案。
5月中旬已是初夏，在深圳富士康龍華園區，隨處可見穿著短袖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年輕人。在記者的走訪中，發現這些年輕人對跳樓死亡等字眼異常地麻木。“聽說又有一個人跳樓了？”“又死了一個？”他們的對話平靜得讓記者有點訝異。確實，他們是工人，他們隻需幹好自己的活，賺錢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情，而跳樓、自殺與他們並沒有關係，除非哪一天身邊友人真的因此而離去。
但死亡的情緒是會蔓延的，跳樓的方式確實也會被摹仿。
在深圳采訪的第二天，記者決定潛入富士康廠區。那天一大早，本報記者還有東方早報社的一位同行，三人佯裝成員工突破了富士康的層層保衛，總算進入了富士康的工廠區。進入之後，廠區的景象讓人難以想象，除了偶爾有三兩個員工快步穿梭在路上外，幾乎見不到員工。他們都在各自的廠房裏工作。一位員工說，在富士康，與其他工廠不一樣的是，人情的冷漠與沉重的壓力。這是每一個富士康基層員工都能深深體會的兩點。他們遠離家鄉來到這裏，卻發現很難找到一個能敞開心扉的人。就這樣，青春一直被壓抑著。
記者試圖揭開富士康的跳樓真相，但很遺憾沒有。在5月21日返回合肥的飛機上，記者一直為沒有給讀者一個滿意答複而耿耿於懷。縱然富士康有著種種罪名，但我們是不是該反思一下自己，在這物欲橫流的社會，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是否也要學會更加堅強。
這算是自我安慰，也算得上是梁超之死的一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