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謂的舊社會指的就是中國古代近代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帝王往往被神化，被宣傳為上天派來掌管黎民百姓的有神奇力量的化身。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帝王和官員就是最高級的地主階級。他們通過政治權利剝削百姓，從而維持自身。搜刮來的錢財和土地使得帝王和高級別官員得以控製住黎民百姓。
但是商人通過做生意，互通有無，把百姓的錢財迅速聚積起來，從而也同樣能夠過上像帝王和官員般奢侈的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威脅到了一直以來宣傳的傳統思想，威脅到了帝王和官員的身份和地位，也使百姓質疑到所謂神權的真實性。所以，近代一直以來的“重農抑商”策也就不足為奇了
商人的地位低下
是統治階級刻意貶低的
在古代
行政管理能力受到科學技術的限製
政府對商人這一群體管理困難
例如征稅
商人不像農民那樣可以根據田地來指定確切的稅額
又例如征役
由於商人大多遊走各地
無法對其進行確切地戶籍管理
從而很難對其征集勞役和兵役
另外商人的流動性對當時的社會的穩定統治也產生威脅
很多限製流通的物資（如鹽、鐵）
都可以通過商人來流通
還有許多不利於封建統治的思想
也是由商人傳播開了的
更有甚者，商人可以迅速堆積起大量財富
從而積聚其挑戰統治階級的力量
這也是帝王們所恐懼的
所以士工農商等級的確定
是統治者按其對自己統治的貢獻和危害程度來確定的
政治上：重農輕商便於統治，百姓固定，商人到處跑，不好管
文化：儒家輕商，儒家的祖師爺孔子如此，以後越來越厲害，到了宋朝作詞都被瞧不起。
1.賦稅：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從秦朝直至清朝，無不強調以農為本，這其中確有傳統和關於百姓溫飽甚至王朝穩定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統治的方便性和賦稅！封建王朝農民對國家承擔稅、賦、役三重的責任，帝王通過大小官吏收取全國土地的地租為稅，收取人頭稅為賦支派民眾出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修河、建陵甚至戍邊）為役。而無論這其中哪一項都有先決條件，即人員的相對駐地的固定性和民眾的順良。人員固定，稅賦方便收取，勞役便於支派，所以有戶籍製、保甲製等等，限製人員流動。特別是在盛世，人口急劇增長人頭稅成為很重要的國家收入組成，就更強調人員的相對穩定。商人的特性是隨利而走，當然不會受統治者歡迎。
民眾特別是從事農業生產的民眾，其勞動的特質決定了，他們相對的穩定性和極強的災難承受力（品行溫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險精神是難以為人長期盤剝的！故被統治集團長期打壓，地位低下。
2.經濟思想的長期落後：古人隻看到商人在流通領域高賣低買，賺取中間差價，便認為其奸黠狡詐，不事生產而徒分其利！認為商業本身不創造價值（甚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有此一說），反害農桑，故有重農抑商一說
這也造成了商人社會地位的低下。
3.社會心理的影響：因為以上兩點，在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誘導下，商人在社會大眾心理中的職業地位日漸沉淪，少數行業敗類的惡行被無限誇大甚至放大為整個職業群體的群像，同時，在封建社會商人本身的話語權有限難以為本階層正名，加之國人久已有之的仇富傳統，更使商人階層整體難以擺脫地位低下的境地。
4.儒家思想的毒害！漢以前並不是這樣的。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政府對商業以及商人的活動非但不予支持，相反還處處加以限製和幹預，如實行禁榷製度，貶低商人地位、征收高額商稅等等。
禁榷製度
禁榷製度是指政府對某種商品的生產與銷售實行壟斷，禁止私人經營，目的是為了獲取巨大利潤。禁榷的物品都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如鹽、鐵、茶、酒等。春秋初年，管仲在齊國推行「官山海」政策，壟斷鹽鐵的產銷，被視作禁榷製度的開端。比較完備的禁榷製度是西漢漢武帝時建立的，武帝采納桑弘羊等人的建議，實行鹽鐵專賣和酒榷，並為曆代統治者所沿用，禁榷的範圍也不斷擴大。
貶低商人地位
商人在經濟上很富有，但社會地位卻很低下，人們常說「士農工商」，商人位於四民之末，地位不如手工業者。自戰國後期商鞅在秦國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以來，政府對商人的打壓便一直沒有間斷。秦始皇在統一戰爭中，每征服一國，就下令將當地的富商大賈遷往外地，其財產大部分被沒收。漢代對商人的限製更為嚴厲，商人幾乎完全喪失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