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整理衣襟，長身而跪，直麵堂上高官，朗聲說：“武舉楊誌，並非京東人氏，實為東京天波楊府後人，不管天波楊家現在是否為罪官，但楊家將材輩出，曾為大宋立下汗馬功勞。楊誌將門虎子，胸懷滿腔報國熱情，泰山武院習武數年，隻想重回沙場，為朝庭效力，再振楊家虎威。
耐何，天理不公，命運作弄，楊誌滿腔熱血，隻換回朝庭的冷落。
楊誌並非愛酗酒惹事之徒，而是借酒消愁；
楊誌並非故意持凶殺人，而是同為武舉出身，卻受到京城武舉的嘲弄，身為孝子，祖宗尊嚴不可欺；
楊誌現籍為外省武舉，牛瑞為京城武舉，京城武舉自持技高，仗勢欺人，天漢州橋上比武賭輸贏，互立生死狀，牛瑞身死，實是其咎由自取。
楊誌本不該殺人，牛瑞本不該身死，隻是因為八個字，天理不公，命運作弄。
第一不公，朝庭開科取士，為什麼不能凡大宋臣民，都可人人平等參與，非要甄別士人的血統出身？罪臣之子難道說依然會成為罪臣嗎？吏胥之人難道說就不成為興邦安國的良臣嗎？
行商之子難道說世代都隻能從事行商的賤職嗎？
第二不公，同為大宋臣民，為什麼科考取士要有籍貫和地域之分，外省取士，二十人不能有一，京城人士卻能十之二三，難道說京城出生的舉人個個都是資質優異之人，而外省出身的舉人多數是資質平庸之人？而事實上，京城的舉人雖名份高貴，大多卻是不學無術之人。縱觀朝中曆代良臣名將，大多出自外省寒門，有幾人是京城世族出身呢？
第三不公，文治武功本為朝庭兩大立國之本，耐何重文輕武，揚文抑武呢？文科取士，三年一屆，曆代皇朝自開國之日起，都是皇上欽命，雷打不變，而武科取士，自大宋開國之來，時廢時興，平均十多年才得一科。文科取進士，每屆都在上百人甚至幾百人，而武科取士，最多不到百人，最少之時僅幾人耳，文士可以富國，難道說武人就不可以強國嗎？沙場征戰，本是武人的天職，耐何軍中正職都是文人掌印，文人做事，多受繁文縟節束縛，很能適應軍情的瞬息萬變。武職在沙場拋頭顱灑熱血，卻得不到應有的朝庭重視，武職想轉文職，難上又難，即便降級二三階仍不能得，而文人更是恥於轉為武職。長此以往，文武失衡，朝庭必有大患啊！
楊誌犯事，並非偶然事件，如果朝庭不改變上述三大不公，今有楊誌，日後恐怕會出現王誌、李誌、劉誌等更眾罪人也。
我等武舉，雖為平頭小民，但胸懷憂國報國之心，今日齊聚京城，意欲共組武社，連名上書，懇請朝庭以國強民富為策略，消除血統出身之不公，籍貫出身之不公，重文輕武之不公，楊誌犯案，實非自願，更請朝庭體恤民情，酌情減免楊誌之刑罰。
興國武社，宋江及天下武舉頓首。”
錢知府聽著宋江鏗鏘激昂的言詞，看著他呈上來的訴狀，心中振驚不已。
在他心目中，武人通常是些疏於文詞的武夫，即便有些武人也讀些詩書，但鮮有宋江這樣文采與激情並茂者。文人熟讀詩書，感情飽滿，能夠發出振聾發聵的心聲，京城又是天下文人的聖地和求學地，開封府曾多次見到這些文士的有力狀詞，但如宋江般武人寫出的狀詡卻少之又少。每個犯人都有三親六故，楊誌是泰山武舉，又是將門之後，京城自然有些故人幫他求情，但是，宋江呈遞的訴狀卻讓他大為振驚，因為他後麵的落款是興國武社，上麵有近千人的簽名，這份答名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上麵每個名字的字體都不一樣，這肯定是不同人簽寫的。衙門外幾千人的遊行隊伍正駐紮那裏，他們肯定是受了宋江的鼓動，故意製造聲勢，吸引官府的注意力。現在正是省試的關鍵時刻，千名武舉連名上書，在京城大街上遊行示威，這是一件非常吸引人眼球的驚天動地的大新聞，如果他處理不好，激起千名武舉的義憤，他就更難處理了，所謂法不責眾。
至於宋江提出的三大不公，他認為那不過是憤青們的怨氣而已，朝庭通過科舉選撥人材早就製定相關規則，以戶籍和地籍為舉子能否應試的標準是大宋開朝以來就明確的製度，祖宗之法豈能說變就變，而朝庭關於文治武功的國策，也是大宋曆代先皇的國策，當今皇上不過是再承繼先朝法規而已，更非是草民妄自菲薄的意題。三兩人私下議論倒也無可厚非，如果是千名應試的武舉都對此聚情激昂，那將是大大的不妙，天子腳下，妄議朝綱，可是觸犯刑律的事情。
判處楊誌生死事小，千人連名上書為大。如果這則案子傳到皇上耳中，他頭上這頂烏紗帽就難說了。擒賊先擒王，宋江既然是領頭的，先振服他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