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黨項自興起之後，從奴隸製社會向封建化的演進就是不斷接受漢族封建思想文化，完成封建化的進程。因為隻有封建化，才能使落後的黨項族逐漸提高漢文化水平，才能有效地鞏固自己的統治，才能割據稱雄，自立於周邊各政權之中，也才能與中原抗衡。“拓拔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署，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①黨項羌人自唐代內遷“受封賜姓”以來，一直接受中原文化的熏染。隨著民族力量的不斷壯大，他們迫切感到落後的遊牧文化限製了自身發展的要求。於是，積極吸收漢文化，希圖用先進的漢文化改變遊牧民族的落後狀態，提高民族素質，強化綜合國力，進而實現進兵關中、抗衡中原的宏願。因此，在經唐入宋，曆時四百年的文化滲透過程中，中原文化的根基已深植於西夏文化的沃土之中。西夏學者骨勒茂才在其所編撰的《蕃漢合時掌中珠》序言中說：“兼蕃漢文字者，論末則殊，論本則同……今時人者，蕃漢語言可以俱備，不學蕃語則豈和蕃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蕃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蕃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能也。”②這說明：宋夏文化交流是民族曆史交往的必然，是兄弟民族間和睦相處的表現，但它不是對等的雙向交流，而是黨項羌人主動依照漢文化的模式改造自己民族文化的運動過程，是黨項民族不斷丟棄原有文化的落後成分，積極吸收漢文化的先進養料，並逐漸融入中華民族文化有機體的運動過程。
一、西夏吸納漢文化的途徑
（一）求取、翻譯中原經書典籍
通過官方求賜和民間私購的方式大量獲得，然後，將其翻譯成夏文傳播。如《孝經》《左傳》《周書》《論語》《孟子》《列子》《孫子兵法》《孫子兵法三注》《六韜》《黃石公三略》《貞觀政要》《類林》《十二國》等，都有夏文譯本。西夏還把滲透著傳統儒家思想君臣道義與治國之旨的《貞觀政要》譯成西夏文，名為《貞觀要文》。為了獲得更多的漢文典籍，西夏統治者多次向宋朝請求給經史等各類書籍。例如《九經》、《唐書》、《冊府元龜》等著作及國子監所印各書。南宋時期，夏宋關係緊張，公元1154年，西夏遣使赴金“市儒、釋書”。漢文書籍在西夏社會廣泛流傳，是西夏統治者為了加強封建統治、行政君權所需，顯然是利用書中宣揚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統治經驗來加強自己的統治。博大精深的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熏陶濡染了西夏黨項世代皇親宗室，使他們愛好漢族文明，崇儒尚文。自命“成大事”，“立大業”的李繼遷以靈州為都，是愛“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元昊父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嚐觀《太乙金鑒訣》、《野戰歌》，製蕃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籙”大興宮室，巡遊時，“大輦方輿，鹵簿儀衛，一如中國帝製”儼然一副中原漢族帝王的氣派。景宗元昊自幼愛好文學藝術，享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善繪畫，能創製物始”，“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訣鑒》”。毅宗諒祚向往漢族文明，經常“收納中國人，與之出入，起居親厚，多致中國物以娛其意。”他曾上書宋朝，“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改從漢儀，又表示夏人“慕漢衣冠”，以後“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並上表求宋太宗的詩文作品及典籍，還請求與宋宗室通婚。惠宗秉常也特別愛好中原文化，常從俘虜的漢人處問詢宋朝的文物製度，下令以漢禮代替蕃儀。崇宗乾順更是崇尚漢族文化。仁宗仁孝在其五十四年的統治時期中，重視文化教育，設學校，親行“釋奠禮”，尊孔崇儒，策舉人，始立唱名法。不僅皇帝世代崇儒尚文，後妃、宗室、大臣也深受漢文化熏陶，都有較高的漢文化素養。夏仁宗皇後罔氏為黨項大族，“聰慧知書，愛行漢禮。”崇宗乾順妃曹氏，“性溫柔貞靜，動以禮法。”皇後任氏“莊重寡言”，“門第才德”無人能比。身為濮王的宗室子仁忠、舒王仁禮，“俱通蕃漢文，有才思，善歌詠”創立西夏文字的野利仁榮“多學識、諳典故”，對漢族儒家經典有高深的造詣。西夏儒士中最著名的是斡道衝，五歲以《尚書》中童子舉，精《四書》、通《五經》，博學多識，曾為蕃漢教授、中書令、國相，他譯《論語注》並闡發別義，著《論語小義》二十卷，以西夏字行於國中。其死後，仁宗下令畫其像祭祀學宮，還令郡縣都這樣做。到元朝，其後代在涼州臨摹了他的畫像，請元代著名文人虞集作《畫像讚》，頌其業績，“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國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
（二）模仿中原禮儀、典章製度
曆代拓拔首領多受唐、宋冊封為官，對唐、宋典章製度、朝拜禮儀，管理體製等國體、政體了如指掌。西夏統治者很早就“潛設中宮，全異羌族之體”，采用漢族封建統治方式，接受封建的典章製度。宋仁宗明道二年間（公元1033年），元昊便摹仿宋朝建立了一整套官製，官分文武兩班，設立了中書、樞密二司，禦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宮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院、文思院、蕃學、漢學。西夏模仿宋朝設立官製正說明其統治者在不斷地接受漢族思想文化的影響。同時西夏從仁宗時開始接受中原科舉製度，設進士科，策舉人，各科考試均以儒學經義為主要內容。夏仁宗人慶四年（1047年），西夏立唱名取士法，複立童子科。於是西夏儒學教育與科舉取士相表裏，“學校列於郡邑，設進士科以取士”，進一步確立了儒學在國家政治製度生活中的主導地位。人慶五年（公元1148年），又建內學，親自選名儒主持。天盛十二年（1160年），又設立翰林院，儒學在西夏後期進入昌盛階段。西夏在典章、禮儀製度上的“漢化”為西夏封建化提供了政策製度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