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在藝術著作上所犯的一切的弊病，完全都包含在吉爾波慶的這一段話裏。
在一年前沙汀出版了一本包含著十二個短篇的小說集，題名為《法律外的航線》；以其新奇的作風，是應當獲得讀書界的相當的注目的；因為在他的這種作風裏，是有著所謂新寫實主義的路線的，而新寫實主義對於我們直到如今也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名辭而已。但據我所知，關於這書隻有茅盾曾寫了一篇書評，除去或者能夠提醒人們注意到這書的一點之外，那文章是等於沒有寫的，他並沒有提出那必要提出的問題。他開頭就說，“無論如何，這是一本好書！”而其次他的辯解是與本書所存在著的問題毫無關係的。
沙汀在最近一年間又繼續著寫了十篇左右的短篇，作風完全沒有改變，隻是在某一兩篇之中略顯示出進步；我們若坦白地說，他是在暗中摸索著，在完全沒有正確的指導之下獨自努力著。最初他像是應著理論的要求而動手寫作的，而對於這理論他也似乎沒有深刻的認識，像一般浮躁的理論家一樣地，他誤解了“新寫實主義”這名詞的意義。他之探求於新的作風，遠過於他之對於社會生活的體驗；由於生活本身上認識的深刻，自然地會使其藝術方法變成了新的這一點，他仿佛是並不理解的。茅盾所說：“作者用了實寫的手法，很精細地描寫出社會現象——真實的生活的圖畫。”這評語裏頗有矛盾，我們在這個作者的作品裏，隻能看見現象的描繪，而沒有真實的生活的圖畫；也許，他描寫出的社會現象是很精細的，然而這種精細多是浪費，不能有助於真實。
很少可疑，這作者是在追隨新寫實主義的理論而寫作，他企圖在他的筆下強調起集團生活的描寫，於是在他的作品裏，不但沒有個人生活的骨骼，就連個性的人物都沒有，而且他也沒有像一向的小說中所取用的材料——即以某一事件為中心的故事的發展——而隻有社會的表麵觀察。因此他描繪出的，完全是社會的現象，與真實的生活的圖畫就有天淵之別了。在這裏那吉爾波慶所說的“事件及人物之中，若沒有個人的，特殊的東西，就沒有形象性，因之，也就沒有藝術。”這話，是非常適用的了。然而，若說這作者是根本沒有“結合一般的事物與個人的事物的手腕，”也是冤枉的，不過他雖可能有這手腕，而害於理論認識的錯誤，他沒有感到結合一般的事物與個人的事物的必要，反之他是以為在藝術裏隻有一般的事物也便可以的了。
這樣創作的結果，由其表現的方麵看來，是“現實的真實之不完全的表現，”而若由讀者方麵講話，那便是無感應，讀者隻像是讀了較精細的新聞紙的報告似地，得不到藝術的感染力，他們會時時感到幹燥乏味，而有拋掉他們手中的讀物的要求，這點，可以試證於這作家的一般的讀者的經驗：他們會三番五次讀著一篇小說，而不能回憶出那小說中倒底曾講了些什麼，記不清一個明晰的場麵，捉不到一個個性的人物，而且就在讀著的時候，隻為了要清楚地理解，也必須把那一頁的文字返覆地細讀。
作者在創作時，我想並非完全疏忽了這點，他時時地設法彌補，他使用著奇特的文句，而多機警的形容和譬喻，有時更利用一些可笑的人物的動作和談話，以維持讀者的興趣。這苦心，是未能獲得很大的效果，有時反倒使文章愈加晦澀。但間或也有彌補得較好的地方，在瞬間作成生動的形象，可是多又不能持久；在全文裏缺少嚴密的連續性，這大概就是吉爾波慶所謂的“構成的渾沌與不完整”吧！因為這樣，若把沙汀的小說，切成了斷片看，那仿佛是描繪得很真實而有趣，而用它們構成一個整個的東西，則像是堆在一起的不黏固的沙礫。
緣於這種一般構成上的混亂，沙汀在二十多篇小說裏幾乎沒有創造了一個活的人物。那些出現在他的小說裏的人物，都是成群成夥的，一群兵士或一群難民，一群小商人或一群貧農、一群壓迫者或一群被壓迫的人，他們像走馬燈似地，來了又去了，我們不能記憶住他們，我們捉不到他的個性。他們雖有行動和言談，而且雖然其行動或言談的本身是真實的，然而那不是個別的人物的行動或談話，都正是些“集團之無個性的一般化”的例，那言語，那行動，是不能作成一種完整的藝術的有意義的部份。他曉得在一般的情況下，一般農民是有著如何的行動或如何的言語，而某一個農民在某一種情況下，他的特殊的行動，他的特殊的言談，他是不理解的，或者換一句話說，他是不會適當地想像出來的。所以讀者在其中記憶不住那一種行動是張三的，那一種言談是李四的；就是作者自己也難於分得清楚而表現得明晰。於是他的人物都是有如這類的形容詞：長子某，矮子某，胖子某，瘦子某，或是麵上長著麻皮的，害著瘧疾的等等，然而像這種描寫法，既使人感到幼稚而又不能得到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