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更殘缺地而也不免有些歪曲地引用了我講《父與子》的那段話——（《父與子》，以其對於現實認識的深邃，）以其藝術表現的正確，使這種雛形漸漸地成長著，俄羅斯社會終歸出現了巴劄洛夫的類型的人……——於是便論道：“這簡直把屠格涅夫說成一個上帝，是他的藝術製作力使俄羅斯社會出現了巴劄洛夫！”在這場合，他的論旨已經和我背馳了，我是在講《父與子》這個藝術品的社會影響的效果，而他還是在講藝術中的藝術部份的機能。我既承認巴劄洛夫是一個“新時代的雛形”，我就能明白這“雛形實已在現實中存在”，我既說屠格涅夫眼光的深邃，我也就能清楚“存在先於思維”，如果雛形不是從現實中捉取來的，他又在什麼地方呢？如果存在不先於思維，屠格涅夫怎樣使用他的深邃的眼光呢？但因此就說《父與子》這藝術品是與其表現的“雛形”的社會的發展毫無關係，而它的成長完全是“社會的客觀條件使然”，這是等於那一麵雖在談說著藝術而一麵又根本否定了藝術的人的說話一樣。當然，社會的客觀的條件產生時代的人的這原則，是無法否認的；但在巴劄洛夫的這場合，徐先生是忘了藝術在其表現的人型的社會的發展的前途上所給與的規範了。而且當屠格涅夫從現實中捉取這雛形並給以表現的時候，我們雖不能否定其已社會的地存在，而其存在之無明顯的社會發展的意識，由那書之出版的當時的社會的反響看來，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吧。但誰使這雛形得到明顯的社會的發展的意識，明顯地要求社會存在的權力，不在雛形中夭折，而終歸變成了一個實存的巴劄洛夫的呢？我們能說《父與子》這部書是與這種人型的社會的發展沒有關係麼？克洛泡特金在論這書時的那報告，並不是騙人的——“現實使屠格涅夫寫成了這書，而這書更擴大地影響了社會。”可是能夠先人一步地從那尚未獲得明顯的社會發展的意識的現實中便捉取了雛形，而且給這雛形預定下明顯的社會發展的規範的藝術家屠格涅夫，的的確確是在演著預言家的職務了，這話又有什麼“可笑的”呢？不隻寫《父與子》的屠格涅夫是一個預言家，寫《沙寧》的阿誌巴綏夫也是一個預言家，不過後者是一個不正確的預言家而已。並非我有意要“把預言家這個頭銜加到屠格涅夫（或其他俄國作家）的頭上去”，實際上近代俄國文學作家中是太多預言家了，而這一點恐怕也正是近代俄國文學的特色之最主要的一點吧。
徐先生很有興趣地說，我“簡直把屠格涅夫說成一個上帝”了，自然，我也不會那樣地推崇一個作家，可是同時我也不能像徐先生那般把藝術家看成完全被動的機械的毫無自由意誌的人，除去了那麼一塊現存的原料之外，在藝術領域裏的藝術家，當創造人物的時候，是和在宇宙裏的上帝沒有什麼差別的。上帝造人固然是隨心之所欲，而藝術家造人卻也不能就像一個攝影機。請允許我杜撰一個新的詞句，藝術家是他的藝術製作的領域裏的上帝！把藝術取用的現實看成了那麼一塊死東西，藝術家對它毫無辦法，隻能作一個照相機，真是把藝術家的職務看得太易也看得太低了。因為徐先生對於藝術的認識的程度是這樣的，所以他才會問：“難道他以為阿誌巴綏夫的藝術製作力再高明一點，就可把沙寧變無為有麼？”已經認定了這誤謬地藝術表現出來的固形的沙寧是社會的地不存在的，縱有上帝的神力，也是枉然吧，然而這前題已經就錯了。據我所知，一般文學史家並不完全否定沙寧的類型的人的社會的存在，可是那被阿誌巴綏夫表現在藝術裏的固形的沙寧，因為先是藝術的地不真實，所以也就不會有社會的地存在的可能了；更明確地講，《沙寧》的作者對於他製造的人物的認識是錯誤的，而表現在藝術裏給這人物的社會的發展的規範也是錯誤的，真實的在社會上發展的沙寧是和藝術品裏的沙寧走了越離越遠的相反的路了。當我講到沙寧的非真實性的時候，我是說這顯示在藝術品裏的沙寧的，——按照阿誌巴綏夫對於沙寧的人物的認識，對於沙寧的藝術的表現，以及他所預言給沙寧的“應當如此”的設想，沙寧是成了作家的幻想的果實了。反過來，若依從徐先生的機械的看法，凡是社會的地存在的東西，作家總能夠把它寫成真實的了，而我倒時常看見，或是因為認識的不正確，或是因為表現的不正確，真實的也被寫成不真實的了。《沙寧》的作者既是這樣的一位作家，那麼徐先生也就無需為他辯護，而說：“侍桁先生的批評真是苛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