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詩，入世的成分，出世的成分，幾句詞盡在其中，渾然立體，有些頌歌式的文字讓人吃不消，大體還是因為隻是一個平麵。官也辭了，心一直在風中，並不是鬱達夫不出仕了，而是他的心從來不是屬於仕的。
鬱達夫做鬥士是業餘的，骨子裏是一個魏晉名士。
想想近代的文化人中誰可與他一比呢？蘇曼珠或許可以，雖然，風格上完全相反。
忽然有一點淡淡的戚然。鬱達夫最後是因為抗日工作被殺害在蘇門答臘的，這位“狂士”的死，緣於中國文人那種最傳統的道德——對國家和民族的節操。在這首1931年的詩中，他寫道：“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表麵上和當時的政治形勢無關，骨子裏，莫非還有一個一語成讖的意味在裏麵？
中國的名士，是屢屢有這樣故事的。
佯狂難免假成真，鬱達夫不是狂士，他藏在狂士麵具後麵的深情，有誰讀懂？
隱藏在《圍城》後麵的梅貽琦先生
讀一位朋友寫清華老校長梅貽琦先生的文章，忽然感到似曾相識，仔細想想，竟然讓我想起了《圍城》中的三閭大學校長高鬆年。
這可不是說梅先生和高鬆年的原型有什麼關係，我的看法，錢鍾書先生恰恰在有意無意用梅先生來反襯高鬆年在他心目中的真實地位。這裏麵，涉及兩位校長各自的一段“經典名言”。
梅先生那段讓我感到似曾相識的話，是這樣的——
1931年12月，梅貽琦正式到校視事。在全校集會上發表就職演說，提出他辦學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學辦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沒有好教授。“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更成為廣為流傳的名句。不過，對梅貽琦的“大師論”，不能停留在表麵上，有必要把握它的完整含義。他認為好教授不是肯花錢就能請到的，好教授也不隻是學問優長的學者。他說：“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指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這樣的好教授，決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隻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還說：“凡一校精神所在，不僅僅在建築設備方麵之增加，而實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請好教授之機會，故能多聘好教授來校。這是我們非常可幸的事。從前我曾改易《四書》中兩語：‘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現在吾還是這樣想。”
以錢鍾書先生的年齡和經曆，他應該比較熟悉梅先生，甚至可能對梅先生在清華的講話印象很深，而看完這段話，我覺得，對於《圍城》中的高鬆年校長，在對教授問題的理解上為何那樣自負，終於可以有點明白了。
高校長的“經典名言”雲——“名教授當然好，可是因為他的名望，學校沾著他的光，他並不倚仗學校裏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氣，他不會全副精神為學校服務，更不會絕對服從當局指揮。萬一他鬧別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學生又要借題目麻煩。我以為學校不但造就學生，並且應該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沒有名望的人來，他們要借學校的光，他們要靠學校才有地位，而學校並非非有他們不可，這種人才真能跟學校合為一體……”
這話說的冠冕堂皇，邏輯全無問題，毛病在於和梅先生的話放在一起來看，高下立判。這首先是一個對自己有沒有信心的問題，高先生的姓可以讓人聯想起武大郎，可算巧妙。
這也是一個辦學方向問題，梅校長是拱手相邀的謙謙君子，劇場經理，高校長是重視控製的行政專家，司令長官。
我有一個惡意的猜測，錢先生這樣寫高鬆年，應該是先看過梅先生的訓導（否則高的觀點之結構，內容不會和梅那樣形似），等到要寫一個“三閭大學校長”，就忍不住拿梅先生作鏡子了。而高鬆年對自己觀點的得意，則使錢先生有替他寫一寫心理潛意識的意思——正因為梅先生在教育界的地位，若是真有高校長這個人，當發現自己能夠提出一個與梅先生“異曲同工”的理論時，在外人的捧場之下，心裏對自己的滿意和驚訝，恐怕也是難以言喻的，於是，就難免經常掛在嘴邊了。
平心而論，錢先生寫《圍城》，每個人都有好有壞，李梅亭是小人，但是他會講課；方鴻漸算是好人，可是他的毛病多得讓人搖頭都來不及（趙辛楣說得好——你是好人，可是完全沒有用）。高鬆年也一樣，隻是能把人寫到如此入木三分，也就是錢先生了。
我一向認為錢先生的《圍城》最大的優點就是語言國際化，所以翻譯成英文依然能夠保留八分神韻，但是，這等在文字間玩玩遊戲的事情，錢先生還是免不了的，隻不過不被人重視罷了。就像高鬆年這一段，如果不是看到梅先生的這段話，我是死活不會想到裏麵有埋伏的，因為錢先生一個字也沒提梅校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