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楊絳先生在《幹校六記》裏麵提起，錢先生被人構陷送到幹校，理由是某種攻擊言論，而學校裏的同仁們並不相信，認為假如這真是先生所說，恐怕還要風趣些。
信然。
砸汽車打人的大學校長
傅斯年
做學問做到大學校長，都是斯文人，總應該有些和光同塵的意思了吧？
不幸得很，有些事就是邪性。和尚要練武術，大學校長，也未必都這樣文氣的，砸汽車、打人的大有人在。
砸汽車的，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
傅斯年何許人也？胡適在北大教書的時候說，現在學生裏麵有人比老師學問還大，說的就是傅斯年。
台灣大學校長怎麼會去砸汽車呢？確切地說需要做兩點糾正：第一點是傅先生並不是自己去砸汽車，而是號召別人去砸汽車；第二點是傅先生號召大家去砸汽車的時候，自己還不是大學校長。
那是五四時期，傅斯年還是北大的一個學生，一個有學問的小憤青。
五四時期是怎樣一個時期呢？大學生鬧事敢燒外交部長家房子的時代。錢玄同說過人過四十就該死的時代。
能和錢玄同“人過四十就該死”振聾發聵之言相提並論的就是傅斯年的“坐汽車的就該槍斃”。
據說傅斯年作此言，是因為走路被旁邊過的汽車濺了泥水，於是發出這樣的抗議。
換了老薩，大約也會這樣說，不過，就是一句氣話，幾分鍾以後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說完之後，一邊走一邊想，越琢磨越覺得自己有道理——是啊，這年頭坐汽車的有幾個是好人啊！
於是，傅先生就把這句話發表在雜誌上了，而且贏得了大眾的一致讚揚。
是，大夥兒都同意，這年頭，坐汽車的有幾個好人啊？
到五四運動興起，北大和清華的學生遊行到珠市口，正演講呢，迎麵開來一輛汽車，看到人多擁擠“嘀”了一聲喇叭。
在美國嘀喇叭基本等同於口出髒言。
在中國倒沒這個習慣，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這句話來了——坐汽車的就該槍斃！
於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給掀翻砸了，坐車的自然也不會平安。這場麵讓也在遊行隊伍中的一個清華學生大搖其頭，從此一生反對激烈行為。
這個人就是梁實秋。梁先生一生綿軟，甚至過於綿軟，但是他評價這種砸汽車行為的話，倒也值得收錄下來——“我當時感覺到大家隻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泄，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種恨隻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發泄了。在這種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
已經過去了大約九十年，梁先生這句話今天還是有入木三分的感覺呢。
說起來，學生們砸汽車，傅先生不免教唆之罪。
人家都說傅先生學問好，卻不知道這種砸汽車的性格貫穿先生的始終，到晚年都不變。抗戰勝利，北平光複，大家推選傅先生做北大校長，傅先生堅決不幹，說北大校長隻有胡適才能幹。不過他堅決要求做一段代理校長。
這個看似莫名其妙的要求其實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長，隻為了做一件事。抗戰期間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淪陷區，也有些人加入了日軍開辦的“偽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適這個人性格溫和，恐怕不能下決心懲戒他們。於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把這些人全部開除，無論多大的名氣，多高的學問一律不客氣，鐵麵無私。
傅先生說，自己是幫胡適清理門戶。
後來傅先生去了中國台灣辦台大，不到兩年就病逝了，辦得如何呢？他的學生劉紹鳴借用小說說起了傅先生——“傅校長，雖然我在大洋這邊的美國也拿了個什麼博士，但我最驕傲的，還是杜鵑花城的那個學位。”
杜鵑花城，也隻有那時候，我才知道台大的選址還是很浪漫的。
要說傅先生砸汽車，未免有點兒牽強，因為他的校長是後來當上的。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長中間，也不乏這樣的——
比如，要打學生……
此人，就是北大校長蔡元培。
看老薩寫到蔡元培先生打人，估計一幫北大的師伯師叔（薩爹是北大的，所以就算是剛進北大的學生咱恐怕也得捏著鼻子尊一聲師叔）已經把拳頭攥起來了——蔡先生何等溫文爾雅的人物，怎麼會打人？你這不是造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