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大學的同學、教育係的天才高曉東先生如是評價——柏楊可以罵人，他有這個資格。
當時不知道柏楊先生的來曆，覺得這個評價有些突兀。
等知道先生坐了九年的牢，還是國民黨的牢，隻有歎息一聲——柏楊先生確實有資格罵人的。
國民黨的牢，當時可不是好坐的。李敖被刑訊過，用刑的用幾根圓珠筆夾在他的手指間，逐漸壓緊。還要告訴他——李先生，如果你疼請不要恨我，是這圓珠筆讓你疼，你應該恨圓珠筆。李敖反駁道——不，我還是恨自己的手指吧，是我的手指讓我疼。
柏楊幾次自殺未遂。
“因為鄰居對我不友好，所以我不得不利己主義。”基督山伯爵如是回答維爾福法官先生。
李敖原來是國民黨軍官，柏楊原來是國民黨的政工幹部，都是為國民黨賣過命的。
“因為世界待我刻薄，所以我也待世界刻薄。”柏楊說這話的時候也可以昂著頭的。
而柏楊除了刻薄，更多的是深刻。
尖銳的文風，殺傷力大，感染力強，也能夠讓自己的表達更加大聲，因此對從事文字寫作的人極有吸引力。經常有朋友抓到曆史的某個破綻而為自己的敏銳激動不已，以為自己也可以當柏楊了。不過，攻擊性的文字好寫，能達到柏楊水平的，卻難見到。批評者，有時候比被批評的還要無知。稚嫩的敏銳，不過是“芳心竊喜”的顫動，離結婚生孩子還早著呢。
寫這樣的文字，需要鷹一樣銳利的眼睛，穿透事實，去剝離出令人信服的東西來。僅僅看到問題，未必能讓人信服，不過是小聰明，就像1966年柏楊畫漫畫諷刺大小蔣被捕，依然屬於這類小聰明。這種小聰明像方鴻漸，其本質不過如趙辛楣所說的——“你這人倒不壞，可是全無用處。”抓起來，頂多慘叫兩聲不民主，卻是未必有人在意的。那張畫，也早被人忘記。而二十年後的《醜陋的中國人》雖然也尖銳，論點卻變得極有說服力，欲駁不能，隻有歎息。作為被罵的對象，排隊到書店去買柏楊先生的書，全都是因為他的深刻。
九年的監牢，換來了柏楊徹骨的桀驁不馴，更有了可以刺穿曆史的深邃。
李敖也有同樣的時刻吧，當他看到一江山遊回來的袍澤在灘頭被自己人用亂槍打進忠烈祠。
一個是善才，一個是龍女。
鋒銳是七傷拳，欲傷人，先傷己。柏楊是經過大苦難的人，他的鋒銳如百練寶刀，而沒有這番經曆去模仿，不免像人家堂屋裏掛著的批發龍泉劍，隻得其型而已。
是資格促成了深刻，還是深刻依托資格而存在？這兩者總是相輔相成的，每次我想把它們分開，都有棒打鴛鴦的感受。
柏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坐了九年牢，沒有把他坐成一個華盛頓或摩西，也沒有把他坐成崔八娃或範長江，依然是一根錐子一樣的一個人，除了文字一無所有，隻是越發的成熟。
大陸引進柏楊，我想最初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坐國民黨的牢，看他的書，或許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反動統治”的腐朽。卻不料中國人的腦筋基本是相通的，柏楊先生在海峽那邊讓人汗流浹背，拿過來，同樣讓這邊的人汗流浹背。
奇怪的是，柏楊先生雖然擅長的是攻擊和摧毀，提到他的名字，我卻總有一種建設性的感覺。而他卻甚至從來沒有給出一個摧毀後怎樣建設的意見。從尖銳而言，柏楊在台灣的文化界是刻薄的，但並不是最刻薄的。汪笨湖也刻薄，周玉蔻更甚，然而，柏楊的刻薄，卻和他們不同，我想是可以傳下去的。也許我們的下一代，還是要看《醜陋的中國人》。
常想柏楊先生到底給了我們什麼建設性的東西呢？
或許就在“沒有答案”這四個字上。
看了柏楊的書，才發現，所謂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祖宗的榮耀，卻要我們汗顏。所謂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也未必是什麼值得自豪的事情——十來億人對掐起來，用這地大物博的產物互相打來打去，確是世界曆史上的奇觀。
怎麼辦？
沒有答案。柏楊是聰明的，但聰明的他坐了九年牢以後說，沒有答案。
看了《醜陋的中國人》，汗流浹背之後，我們總希望有一個靈丹妙藥，假如誰能給出答案，那這件事就很中國了。柏楊不，他真的很不中國，沒有做摩西的欲望。
沒有答案，可是我們不能停步，世界不允許我們停步。
於是我們隻好說，對著天空呐喊是沒有用的，中國沒有捷徑可走，我們一步一步來吧。
那麼，就隻有踏踏實實地走吧。
毛蟲醜陋，要化作蝴蝶。
抬頭看，頂上已經沒有了光環。中國人不是天之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