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潤先生20世紀80年代以前為哥德巴赫猜想作出的貢獻，主要集中在“1+2”的問題上。但是，在1971或者1972年，蘇聯的數學研究院卻有一則消息傳出，說是他們攻克了“1+2”的證明。
當然了，蘇聯方麵頗以這個成績為傲，內部的表彰，宣傳都搞得轟轟烈烈。
不料，在第二年的國際數學聯合會年會上，這個成果卻遭到當時國際公認的一些數學大家共同的懷疑。蘇聯方麵十分不滿，索性派研究出這個成果的科學家前往對質。
對質的結果，蘇聯方麵慘遭挫敗。
失敗的原因是非常簡單的——蘇聯人是使用了陳景潤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陳景潤先生研究“1+2”問題，成果是分為三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對“1+2”問題的論證，但方法極為繁瑣，在關兆直先生的支持下，他將這部分成果以簡報的形式發表在1966年的《科學通報》上。當時在國內數學界頗為轟動，但大家基本沒看懂——也來不及看懂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華羅庚、關兆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麵停止；第二個階段是1972年前，陳景潤研究出了新的證明方法，並進行了廣泛的驗證，但是，這套內容不夠係統，也很是晦澀難懂；第三個階段，是1972年後，陳景潤找到閔嗣鶴先生，通過閔先生的艱苦工作，終於理順了頭緒，這可是個艱苦的工作，閔先生花了三個月才弄明白陳先生的證明方法，自歎這次審稿三個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陳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
閔先生於1973年冬天去世，說起來，要是沒看這篇稿子，也許能夠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呢。
蘇聯方麵這個學者，是借助了陳景潤1966年，也就是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改頭換麵作為自己的成果拿出來。而如傳聞所說，陳先生第二階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將部分成果寫成論文，投交瑞士的某國際數學期刊。這在當時的研究工作中是有先例的，不過弄不好就會成為鬥爭的尾巴，所以陳對投稿這件事沒有聲張。
這份稿件，由於內容還不成熟，瑞士那邊基本上是沒有看懂，所以也就沒有及時發表。即便看不懂，參與審稿的有關科學家還是深受啟發，從中受益匪淺。不發表不是水平不夠，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說。這時西方數學界已經聞知了“陳景潤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對他的研究頗有興趣。
就在這時，蘇聯人的成果公開了。
這種改頭換麵的東西，蒙外行可以，內行麵前是絕對走不通的。結果，在知道陳景潤第二階段研究成果的專家們看來，這個剽竊就太明顯了。
於是，在對質中，隻要對一些細節問題深入下去，蘇聯學者就瞠目結舌——因為陳景潤1966年的成果，畢竟隻是在《科學通報》中發了一個簡報，其內容並沒有完全發表，其中的細節可不是通過一個論文就能推斷出來的。
蘇聯人很丟麵子。
那麼，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腳，還要拿出來對質，蘇聯科學界怎麼會做這樣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負責科研的蘇聯官員，也不知道這是個剽竊的成果。如果歸納一下，事情大概是這樣的——蘇聯學者為了完成根據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務，不得不利用了陳景潤先生早期的研究成果，弄虛作假。這樣弄虛作假搞得很“科學”，因為陳的論文發表在中國，當時中蘇兩國學術交流早已凍結，這樣剽竊無疑沒有中國人會到蘇聯來抗議，而蘇聯國內也很少有人會注意到中國人在幾年前取得的這個成果。
應該說蘇聯學者的考慮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當時蘇聯與西方的學術交流也很少，陳先生寄到瑞士的稿件，蘇聯數學界自然無緣得知。
所以，當國際數學聯合會的專家們產生懷疑的時候，蘇聯官員是理直氣壯而且深感不平的，至於具體做研究的學者，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也是沒有勇氣來說明真相了，隻有硬著頭皮來對質，期望僥幸過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