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令人擔心的是，近年來國有企業困難的持續惡化，是在各地采取許多改革措施，包括企業改組、改造和產權重組，完善社會保障體係以減輕企業負擔，強調以提高效益為中心的情況下發生的。隨著近年來國有企業效益的不斷下滑，許多企業因虧損而拖欠社會保障統籌繳費，嚴重製約了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工作，致使社會保障基金的收繳率顯著下降，有些地方已經下降至50％—60％。1995年底，天津市有300多家企業欠繳養老保險費，累計欠繳金額達1億多元，嚴重損害了社會保障事業和職工利益。[3]
我國社會保障的原定設想是，通過提高職工保障的社會化程度，來減輕國有企業的“辦社會”負擔，形成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提高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但是，由於改革以來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麵較小，主要以城鎮的國有和大集體企業為主，三資、私營個體和小集體企業大多數沒有參加，因此，在生產過剩和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眾多企業都千方百計削減生產成本，國有企業的社會保障繳費，反而成為導致不公平競爭的沉重包袱，迫使一些困難企業為了生存而拖欠逃避。盡管最近將各種類型企業都納入了社會保障體係，但是，長期實踐證明，私營、外資企業在納稅和遵守國家政策法規方麵，一向同國有企業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此，很難期望不公平競爭的狀況有根本好轉。
近年來，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人數大幅度增長，致使社會失業保險基金難堪重負。失業保險解決短期的摩擦性失業比較有效，但難以應付宏觀周期性和結構性長期失業。1986—1990年期間，我國享受失業救濟的職工共計20萬人，每年的平均人數為5萬人，1994年領取失業救濟金人數增加至143萬人，1996年進一步猛增至300萬人。1996年正式登記的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為891萬人，倘若這些職工全部推向社會由失業保險負擔，按每人每月150元的標準發放救濟金，那麼曆年積累的40多億元失業救濟金，僅夠維持這些職工的3個月的基本生活補助。我國的失業保險救濟金的標準定得較低，很難維持失業職工的基本生活費用，更談不上撫養家庭子女和醫療教育。
據河南總工會對6508名失業職工的調查，有34％的職工靠節衣縮食度日，有20％的職工靠親友救濟，40％的職工依靠借債度日，隻有3.3％的職工靠領取失業救濟生活。據黑龍江工會1997年的調查，有60.4％的下崗職工，為36歲以上的女職工，在原企業領不到生活費的占67％，40.8％的下崗職工仍在家中待業。眾多下崗職工都有失望、憂慮、自卑和困惑的心態。盡管各地政府出台了許多救助下崗職工的政策，但實際上不少企業根本拿不出錢救濟職工。這種現狀長期持續並且處理不當，很容易誘發下崗職工的義憤情緒，甚至導致利益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
上述問題的出現，說明我國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保障製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製度，尚缺乏成熟的經驗或可供照搬的模式，仍然需要相當長的摸索和試點過程。我國應該正視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潛伏著許多人們尚未充分重視的風險，處理不當可能導致舊的社會保障製度瓦解，但又因市場秩序混亂和企業效益滑坡，缺乏足夠財力建立新的社會保障製度。俄羅斯盲目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導致了社會保障體係崩潰的教訓，特別值得我們引以為戒。俄羅斯改革遵從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采取了效仿西方模式的激進改革方案，全麵放開價格工資“一步到位”，解散各級政府的計劃部門和行業管理部門，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徹底實行政企分開和明晰產權界定，完全摧毀了計劃經濟的社會保障體係。西方國際經濟組織欺騙俄羅斯人民，稍微忍受一下社會保障製度的消失，一旦私有化明晰了產權就會提高效益，通過征收高額稅收可以實現收入再分配，達到比原來更高的社會保障水平，但事實上，俄羅斯的私有化企業並沒有提高效率，19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80％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行為，俄羅斯政府根本無力建立社會保障體係，甚至無法給現有職工和軍隊發工資，拖欠了數百億美元的工資、養老金和福利費，被迫依靠借外債和出賣戰略資產勉強維持，以至於在1998年最終爆發了全麵的財政金融危機。